[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前几天博克中国和平民经济研究社等单位联合召开的评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研讨会,已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研讨会与随后涌出的诸多语言分歧,昭示着中国大众与权富的利益分野和矛盾冲突已经形成。这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之作,30年的改革已将中国再次分出两大阶层,社会已经出现了一道清晰的分水岭,那就是大众与权贵的分野。在这一时刻,两个阵营的学者代表都逐渐显露出各自的真实面目,无论是茅于轼、陈敏(笑蜀),还是胡星斗、李春林、陈永苗,都清楚地看出了他们的立场和倾向。中国的学者早已不是铁板一块,而今天,知识群体的分化和阵营已经更加鲜明,改革初期含混和模糊将不复存在。每个人都要亮出他的面孔,不管是隐晦的还是开朗的,每个人都要经受历史和大众的筛选与检验。]

中国的贫富矛盾与学者分野已拉开序幕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7年9月4日

目录

田忠国:《从笑蜀的两篇文章看他人格价值的分裂》

李春林:《新自由主义图穷匕首见,成为保护富人的跳梁小丑》

曹建海:《我这样当面批评茅于轼老先生》

薛涌:《保护茅于轼的社会病理分析》

陈永苗:《改革是为穷人,而不是为富人服务的》

笑蜀:《“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

《网友对笑蜀文章的评论》

刘松萝:《笑蜀先生,批评就是批评》

田忠国:《没有“穷人的经济学”就没有中国经济的真正发展》

艾理:《重新认识毛泽东》

李旭红:《重新评价毛泽东才能坚定民众改革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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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投稿---田忠国" <tzg59388@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9-06 11:18:33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来自投稿---田忠国的邮件 

从笑蜀的两篇文章看他人格价值的分裂

田忠国

    最近,我读了笑蜀先生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深圳那把火烧出纳粹的幽灵”,此文载于“博客中国”,另一篇是《“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该文载于“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前一篇文章,笑蜀先生完全站在弱者的角度,面对强权发出了愤怒的呐喊,令人感动的同时,也不由露出敬佩的微笑,因为,中国的大多数人面对强权,只会一味的沉默,默默忍受着强权的肆虐,承受着不堪承受的精神苦难,但笑蜀先生却一笔独出,愤怒的砸向强权横行无忌的欲望的火焰,显示了一个勇敢者的精神风采。

    如果没有后一篇文章,或许我对笑蜀先生能保持持久的敬佩,因为,笑蜀先生的前一篇文章,真可以说是一个为弱者而战的精神符号,是值得尊敬的精神符号,然而,认真把笑先生的后一篇文章读下来,我一下茫然了。这两篇文章,给我最强烈的感觉,前者是捍卫弱者,追寻法理的檄文,而后者,却是践踏法理,践踏人类文明之理,践踏社会道德,显得才华横溢的妙美之文,比如:“他们的这种自我感觉令人憎厌,但却不是空穴来风,‘穷人话语’在当下中国确实生猛。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格局,注定了穷人必定在言论界和公共政策领域缺位,必定在利益博弈中缺位,穷人因此没有通过自己的集体努力来改变自身命运的体制通道,只能陷于绝境。正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穷人的这种悲惨遭际,对那些纸上的仁人志士恰恰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于是有了‘感动新闻’的空前繁荣。以言情剧笔法,铺陈底层离奇的悲情,以此赚取受众的滔滔眼泪,在主流和不那么主流的媒体中,几乎形成为一个产业。而在言论界,‘穷人话语’同样空前繁荣。穷人就是天然正义,为穷人代言,也就很容易被幻化和自我幻化为正义的化身,很容易赚来喝彩。‘穷人’因此成了言论界的香饽饽,穷人话语有如长江后浪推前浪,磅礴不绝。”

    这段话给我的感觉,一是精美,二是矛盾,其矛盾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地方是,1、同情弱者。2、对为弱者言的人痛加鞭打。

    造成笑蜀先生这种状态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一个人在不多的文字中出现了严重对立的价值倾向说明了什么?我思索良久才突然突然明白,原来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存在着感情立场决然不同的两派,一派是代表有产阶级或封建贵族的自由右派知识分子,一派是代表平民大众的自由左派知识分子。他们都共同反对官僚强权下的垄断专制,但所追求的价值取向并不相同,一派是要打造一个两极分化的自由的富贵资本主义,一派是走平等的平民大众的均衡发展的社会主义。

    这两种人在对待平民大众的立场感情上一下子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真实嘴脸。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两个阶级的对立仍然深深地渗透在他们的骨髓里,对平民的敌视,甚至对大众的仇恨,始终遗留在一些自由右派学者的思维深处。正是这种挥之不去的情感时时会在自由右派知识分子的身上发作,使笑蜀禁不住地写出《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这样的文章。

    自由右派在中国要建立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自由左派在中国要建立的是平民百姓的大众政治,这才是当前中国学者界分歧的真正原因。马克思等当年早就揭露过自由右派的表现,但平民大众一旦认清他们民主自由的真实面孔,便会哄然大笑地离开他们。

    自由右派早晚是会被中国的大众社会所抛弃的,只不过他们在反对传统禁锢这一历史阶段还有一定的作用。一旦这一历史时期过去,人民是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笑蜀先生两套截然相反的价值系统,手段的后面掩藏着不为人知的目的。可惜的是,在同时面对两种价值观时,其本真的东西才会显露出来。两套矛盾的价值观同时存在,相互否定,形成了笑蜀先生价值体系相互打架的独特风景,这种风景意味着笑先生人格价值的分裂。

    据说,笑先生是国内一家大报的领头人,本该有一个完美的人格价值体系,但在读过笑蜀先生的两篇文章后,我已看清了在没有平等、民主的心态下,自由的奔向皮槌后的目的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社会现象。

2007-9-6,

田忠国,系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电影电视戏剧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家协会理事。

 

新自由主义图穷匕首见,成为保护富人的跳梁小丑

李春林

lchl1969@tom.com

    作为8月18日那场研讨会的参与者,我以为,这场由茅于轼先生率先挑起的、关于“保护富人”的讨论,会随着他道歉性的总结进入理性反思。比如他的总结推翻了此前自己陈述的“为穷人说话是害了穷人”的观点,表白自己“其实主要是在为穷人说话”,并称那些观点是自己随意写的等等。我把这些陈述当作一个老人矜持的致歉。出于一种善意,我甚至还揣摩那些建议茅于轼先生“去网上看看反应的朋友们”,在看了研讨会发言记录后,会多多少少检点一下自己的不智。因为整场研讨会,众多批评者从逻辑、市场、学理、现实、历史等多个角度,对茅于轼先生的错误言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分析,而且更重要的是,言论者本人也当场委婉表达了自己观点的不当。

    没想到这些言论陆续公开后,一干跳梁小丑先后跳出来,有的象告密者那样高喊“小心为穷人说话的人”,有的要对反对者作社会病理分析,还有的则高深莫测地表示“少数人在挑拨阶层关系,煽动社会仇智仇富”。

    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让我惊讶之余不禁愕然:可以说,“帮贫扶弱”作为一种美德,早在几千年前就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共识,连封建社会都认同为穷人说话的正当性,为什么当下的中国,针对这个问题,有人竟会摆出一个大义凛然的甫士,言之凿凿地声讨“为穷人说话”的道德价值?为什么“为穷人说话”包含了一种“需要分析的社会病理”?甚至“为穷人说说话”就是在挑拨社会仇恨?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些丧失了起码常识判断的人有胆量喊出这种明显反文明的口号?

    这一干人急不可耐地跳出来,仅仅是为了维护一个被他们定义为“干了不少实事”的老者的尊严吗?事情不那么简单,这场争论的背后,其实关系到对此前改革的评价、中国社会未来构架等重大问题。某种意义上,这是新自由主义者在主导了中国改革近30年后的最后挣扎,或者是新自由主义者的图穷匕首见之举。

    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是共同富裕,但是,由新自由主义者提供的改革方案,却导致中国在短时间内发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财富以惊人的速度集中——一个通行的说法是,目前,中国80%的财富集中到了20%的人手中。当绝大多数人都开始在自己的生活中具体承受生存的压力的时候,此前具有绝对权威、用以承载中国改革梦想的“市场经济”,遭到了公众的前所未有的普遍怀疑。

    “市场经济”只提供效率和竞争,却无法满足“共同富裕”这一根本诉求,或者说,按照新自由主义者倡导的“市场经济”原则,我们打捞起来的必然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而不是“共同富裕”。更重要的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分化,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认同用“资本主义”的方式(这是中国相当多知识界人士的一个共识)解决中国诸多问题,那么中国必然要认同“市场规则”和“资本权利”,而这两个原则,又必然让中国沦为先富起来的国家的附属经济体,成为这些国家的“加工场”和“垃圾排放点”。这一经济附庸地位,不但让中国不可能“共同富裕”,甚至会丧失发展的话语权(目前,或者说最近10多年,我们实际已经行走在了这条路上)。

    小平同志曾说,如果改革改出了严重的贫富分化,那么我们的改革就算失败了,当前我们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6,已属严重贫富分化。那么,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准则,我们应该对改革下什么样的结论?

    社会总财富持续增长过程所持续发生的贫富分化,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社会各界也由此发出了“反思改革”的呼声。

这场改革一开始就隐含了一个抛弃我国社会基本价值的诉求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思浪潮中,张宏良教授的一系列思考尤其犀利和彻底,他认为,这场改革一开始就隐含了一个抛弃我国社会基本价值的诉求: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通过经济人的价值观假设,把社会发展扭曲为经济增长,把人生成功简化为掌握财富的多少,让整个社会的价值高度单一,从而为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变革主张奠定了强势的社会基础,新自由主义一经登场,充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自然成为权威,这一主张支持政府扮演一个市场的服务者,从而瓦解掉了社会统筹的正当性,并为权贵集团一步步瓜分社会公共财富提供了充足理由,这一过程,由于制度缺陷导致的便利,政治精英得以与经济精英合谋,并从经济精英集团获得了巨额报酬。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利益关系,政治精英成为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最坚定的盟友,他们构成了我们熟知的“铁三角”。

    这一扭曲的改革,导致了今天这种扭曲的现状:

    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在通过各种形式强调要打碎“旧的体制”,就是说相当多的官员都在喊着要打碎自己,砸烂自己,以此洗白自己到手的黑钱,从地下富豪跃为阳光贵人。反而是那些改革受损者,在拼命维持社会最基本的价值。且从这一价值出发,呼吁重塑社会公正和国家威性。

    这样的背景下,“保护富人”这样的论调显得别有深意。表面上,这一说辞是在调和当前已经十分尖锐的贫富矛盾,实际上,这套说辞虽然令公众难以接受,但从新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却又是一个非常自然非常合理的诉求。

    按照新自由主义者代表人物哈耶克的比喻,如果社会是一个池塘,那么,资本的代表者是池塘里的鱼虾,而工农则是池塘里的烂泥,也正是从这个价值定位出发,哈耶克全盘否定了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资本论》的学术价值,而依据哈耶克的这一价值判断,资本的持有人北美化为了社会天然的主导者,他们不但应该被尊重,被保护,而且应该在实际的 政治领域主导整个社会的发展。

    如果关注一下最近几年的舆论和社会走向,我们会发现,实际上,诸如此类保护富人的言论,早在7、8年前就已经相继出笼,比如在农村,先富起来的人由于被认定为“能带领大家共同致富”,顺理成章地成为相当多地方村干部的最佳人选。在城市,先富起来的人由于被认定为“更有能力更有眼界”,被政府积极纳入了青联、政协、人大等参政议政机构。有经济学家还公然声称,穷人是大哥,富人是小弟,小弟听大哥的话、大哥穿新的小弟穿旧的天经地义。

   虽然这些举动都曾遭致社会或大或小的舆论反弹,但由于新自由主义者拥有的强大话语优势、其所抛出的“市场理论”依然对现实问题具有相当程度的解释力,且成功利用了社会公众对政府官员诸多行为的不满和愤怒,基本没有产生大风浪。

    但所谓此一时彼一时,随着“市场”的发力和资本对社会的深度侵入,改革受损者的队伍急速扩大,开始是工人、随后是农民,再随着教改、医改、房改的逐步深入,连数量众多、且被公认为社会中坚的白领也加入了这一队伍。

    社会总财富在继续增多,但大多数人的生存能力严重受损,绝大部分工薪阶层的生存能力甚至难以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比较,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城市普通的双职工家庭,可以毫无困难养活两个小孩并维持中等生活水平。但是现在,由于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由两个普通职工组成的家庭,养活一个孩子都成为难题,这使许多年轻的家庭自动推迟了生育计划。

    正是由于国人利益的大面积受损,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说辞失去了对改革的解释能力。并被公众所唾弃。不过,新自由主义者的那套说辞虽然已经破产,但另一方面,在其把握改革话语权期间,其所主导的社会进程又基本完成了对中国的瓜分。

    也正是由于所谓的“铁三角”掌控了大部分社会资源,在社会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他们才敢于喊出诸如“顶住社会的压力”、“要有站在社会大多数人对立面的勇气”、“要勇敢地为富人说话”、“媒体就是要关注那些产业领袖,他们代表了社会发展方向”等带有明显精神狂躁症的呓语。

    从理论上看,“保护富人”言论,也许并不是茅于轼先生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别有深意,因为它完全吻合新自由主义者关于社会发展的主张,在新自由主义那里,富人就是整个社会最重要的组成,代表着社会的发展方向,由此,国家也理所当然地应该由富人来主导。

    从这个角度,“保护富人”言论可谓新自由主义者在中国苦心经营了几十年后的一个表达高潮,所谓“图穷匕首见”,大抵都是这样罢。

    也正是由于“保护富人”背后丰富的潜台词,在这一言论遭到社会公众的猛烈批驳后,新自由主义者才不顾一切、近乎疯癫地捍卫这一言论的正当性,鼓吹土地私有化的《经济观察报》要给反对“保护富人言论”作社会病理分析,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重要阵地的《南方都市报》悍然封杀一个专栏作者——薛涌对茅于轼先生的批评文章,《南方周末》借笔谈之名,选择性刊登对茅于轼先生有利的说辞,试图以此颠倒8月18日研讨会真相。

    只可惜,新自由主义不但已完全失去了对中国现实的解释能力,也已为大多数社会公众唾弃,面对群群激愤,也许新自由主义者最明智的姿态是诚恳反思自己的错误。姿态出位的反扑,不但具有明显的“反智”特征,也是种并不有趣的自虐。

 

我这样当面批评茅于轼老先生

——2007年8月18日在《贫富分化背景下为富人说话研讨会》上的发言

曹建海

(文字整理稿)

    茅老先生文章的集中观点,是讲“仇富”是不好的,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认为,对“仇富”这样一个东西进行价值判断,要想探讨出一个真理,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对于关乎财富分配的同一个问题,不同的阶层必然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点茅老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即“仇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仇富”绝不是伪概念。在这一点上我不能同意薛涌的所谓“仇富是个伪概念”的提法,我认为他的提法是不客观的。在和谐社会,富人穷人也许能够和谐相处。因为这个社会富人不会很富,穷人也不会很穷,“仇富”也许并不明显;在不和谐的社会,“仇富”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客观存在。对它进行价值评判,希望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但是,对“仇富”进行价值判断、评判好坏,则可以体现各自的立场。例如,我们的官员们,就认为“仇富”是个非常不好的东西,他们一致认为当前的中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时代,权力大,责任小,挣得多,地位高,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时代;当然,贫穷卑贱的人不会这样判断,他们认为现在是一个不好的时代,甚至不如几十年前的计划经济时代。

    对“仇富”的批评和赞扬,抑或是持保留态度,鲜明地反映了各自所处的社会阶层和立场。我在《任志强配谈老百姓的住房政治吗?》一文当中,就提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四大阶层,这里面有贵,有贱,有富,有穷,也就是官员阶层、富豪阶层、小资产阶层(中产阶层)、工农阶层。在当前国民收入分配日益分化的时期,四大阶层代表着完全不同的利益,对同样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看法。例如,对于住房问题,大家的看法完全不一样,这非常正常,反映了当前已经形成的不同的利益主体和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于同样一个问题,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看法,谁都是对的,前提是站在他自己的立场。比如,任志强是对的,站在他的立场是对的,但却站在了老百姓的对立面;老百姓批评高房价是对的,站在了工农阶层的立场,不过站在了任志强的反面。可以说,现代的中国,是一个新的百家争鸣时代,比起战国时期水平更高。因为我们处于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人口多得多,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也比那时候高得多了。争鸣当然是好事,能争起来说明我们的社会进步了。可以想象前两年,很少对问题有如此激烈的争论,我们似乎只能论证中央政策的英明果断。现在,对于住房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指点江山,批评地方政府甚至中央的政策,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还是回到茅老先生这里,他认为仇富是错误的,是危害社会的。有一点可以肯定,茅老先生的观点肯定不是真理,但要说是缪误也不能成立。但是,这种言论可以充分反映茅老先生的立场,就是牢牢地站在富人阶层立场,这是很明显的事情,你自己都不能否定的。

    最近几年来,茅老先生写了不少文章,发表了不少观点,包括今天刚刚的发言,我希望直接提一些看法。我对茅老先生的文章应当说大部分都仔细读了,也写了批评的文章,我认为茅老先生提到的大部分理论问题,都是非常肤浅的,根本经不起推敲的。例如,茅老先生刚才说“为穷人说话,最后反而会害了穷人”,就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观点。在旧中国,工会领袖领导工人罢工,最后很多工人包括工会领袖被杀了,我们是不是认为罢工领袖是罪恶的?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确实有不少人打着为穷人说话的幌子,其目的在于搏名、搏利、哗众取宠。这些人表面上为穷人说话,实际上在为自己谋利,说他们最后反倒会害了穷人,倒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就是以偏盖全,拿这些虚伪家伙的所作所为,来堵知识分子为穷人说话的嘴,其用心究竟是什么?我们不能相信,真心为穷人说话的人,最后会害了穷人。

    第二个例子,茅老先生认为“最低工资制度不利于穷人”,这是非常浅薄、简化的西方经济学原理。按照你刚才说的西方经济学劳动市场理论,我们都应当感谢山西的黑砖窑主了。因为他们帮助我们的老百姓解决了不少就业。虽然工资是一个负值,但毕竟这些人就业了。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分析“最低工资制度不利于穷人”的结论。如果把最低工资提高了几倍,实际上只是压缩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超额利润,这有什么不好呢?!

    第三个例子,茅老先生刚才还说“歌手、歌星的高收入是靠劳动挣来的”,这个观点也是肤浅的,是错误的。当前中国的歌手歌星比其他国家群体庞大得多,相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挣得要多得多。这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外国明星到中国“走穴”,还有那么多的在外国属于“老八路”而在中国被包装成了“学术明星”的人到中国露脸讲学?问题的关键何在呢?关键是我们的工人工资,几乎是忽略不计的。这就导致了在工人创造的社会产品分配当中,剩下的管理费用、企业的盈利、国家的税收占据了GDP绝对的比重,导致歌星靠这些部门拿很高的价钱。歌星挣钱多了,很多学术界的浅薄人士也争相转入这个领域。例如余秋雨、易中天、于丹都非常愿意、得意于做学术娱乐明星。

    第四个例子,茅老先生认为我们的社会财富增加,主要是企业家造成的。这是在胡说!在我看来,社会财富是由广大的劳动人民创造的。如果没有群众的劳动,我不知道茅老先生所谓的一些“企业家”整合什么?而且,他们配得上称为“企业家”吗?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提到,资本主义在其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过去所有年代没有创造过的生产力。但是请注意,这是马克思开始批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提出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和前提。所以,把社会财富看成完全是企业家创造的结论,要问问我们的老百姓答应不答应,承认不承认。

    第五个例子,刚才茅老先生还说过去没有几乎没有小轿车,现在轿车很多了,还是改革开放好,而过去完全不好。这种观点完全没有历史的观点。放眼历史,我们有没有考虑毛泽东时代到底有没有经济建设的环境?到底能不能安安稳稳搞建设?邓小平时期我们能够放心地搞经济建设,是不是沾了毛泽东时期国际外交胜利的光?而且我们现在的物质生产进步,有没有科技进步的力量?慈禧太后那时候没有手机,现在有手机了,是不是我们的老百姓现在过得比慈禧太后还好呢?是不是也是改革开放功劳呢?

    第六个例子,茅老先生刚才说“合理分配没办法定义”。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说出这样的话来,怎样让人心服?“合理分配”怎么不能定义?从理论上看,“合理分配”是最容易说清楚的了。茅老先生刚才还希望继续稳定现在的体制三十年,可见在茅老师眼里,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最好贫富分化再搞三十年。

    茅老先生的上述发言,没有一个是随便说、随便写的,而是反映茅先生根深蒂固的立场。他批评仇富这个客观的东西,认为它不好,这反映了他的立场。站在我的立场来看,茅老先生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而站在富人的立场,茅老先生的观点又是极端正确的。所以我下面集中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每一个人都可以对号入坐。

    第一的阶层是我们的官员阶层,这是我们最尊贵的阶层。当前我们的富人当中,确实包含不少贵人,所以不能把“仇富”简单归结为财富集中。一些大案要案说明,我们官员很多实际上已经成为巨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法制取代了不少民主形式,过去人民的不少直接民主权利例如游行、集会、“四大”等被取消了,罢工也被完全禁止了。经过三十年的休养生息,现在官员阶层盘根错节日常强大。经过这三十年,只要是官员,想不富都难。当然我们不能一棒子全打死,我们的官员队伍里还有不少真正好的官员,这是我们应该依靠的政治基础。

    第二个阶层是富豪阶层。中国富豪可以分很多的类,我把他们分为五类:太子党富豪、草根富豪、外商及其代理人、高科技富豪、明星等。我要特别分析一下中国的明星阶层,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我们现在真正从事劳动的工人阶层,他们的工资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这样老板、高管人员、明星都可以从中拿得让人想象不到的报酬。明星的主要收入是做广告代言,当然主要是消费品领域市场营销的代言;投资品领域营销主要靠行贿和回扣,这就是中国史营销,中国式管理。我们可以看看周边的韩国,他们的明星远远没有这么高的收入。因为他们的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工人的工资占到GDP的70%,明星还能拿这么高的收入吗?显然不可能!在我们,从名义上看我们的工资大约占了GDP的50%,但真正的劳动工人的工资也许只占GDP的10%,剩下的40%让管理人员拿走了。

    第三个阶层是小资产阶层,又称中产阶层,可以说在座的都是了,我们都是既得利益者。但是我们这里又分三类:一类专门为富人说话的,为官员说话,为他们论证的,这属于走狗型的小资产阶级;第二类是极端自私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时刻希望去掉那个“小”字,变成真正的资产阶级。现在股市里的黑嘴多得是,炒房的人多得是,都属于这个类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只要我自己赚钱,哪管是不是危害社会;第三种类型是在小资产阶层当中的人,他们的立场是站在工农阶层的利益上的。小资产阶层的三类非常清楚。

    第四个阶层是工农阶层,这是一个在经济上破产的阶层,属于最弱势的群体。我就不再详细讲了。

    这四大阶层的客观存在,是导致当前中国存在这么大争鸣的根本原因。当前的工农大众已经成了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的绝大多数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上网发表意见,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判断,都有自己的立场。即使他们没有什么话语权,但是因为他们人多,他们沉默的声音只发出了一点点,就已经强大到像茅老先生这样一群代表富人利益的老专家,就已经受不了了。可见当前弱势群体呼声多大!我想,如果让他们放开说话,获得有话语权,他的呼声有多大、多响亮呢?

    总体来看,今天的这个讨论会很好。茅老先生的不少观点,对于社会风气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这是坏事!但是坏事是可以变成好事的,茅老先生愿意作为大家的靶子,让大家充分展开进行辩论,那是坏事变好事。所以,今天我应该感谢茅老先生提供出这么多的观点,让我们进行评价。

   谢谢大家!

 

保护茅于轼的社会病理分析 

薛涌 

2007-8-26 

    最近,笑蜀先生在网上发表一篇文章,《“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对包括我在内的批评茅于轼的人士进行了批判。我因为批评茅于轼的稿件被《南方都市报》封杀,宣布与该报断绝合作关系。我为此还给该报编辑写信,希望他们用“拿得到桌面上的理由”来反驳我。可惜,至今未见有关文字。据我所知,笑蜀是《南方周末》主管言论的编辑。我推想,他的文章多少代表了南方报业集团“启蒙”编辑层的若干理念。因此,就他的文章之谬误进行讨论,对言论自由、媒体的公信度、公共辩论的游戏规则等等问题,都甚有意义。

    首先需要指出,笑蜀的文章几次批评我,却不点我的名字。这是公共辩论的一个非常坏的习惯。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并承担自己的言论所引起的批评。茅于轼不能例外,我也不能例外。批评别人应该指名道姓。这并不是人身攻击,而是给读者提供精确的信息。承受不了别人指名道姓的批评的人,最好退出公共讨论。我批评茅于轼的文章经常被退稿,勉强刊登出来也常被删掉名字。甚至一位朋友告诉我,一些“主流”精英们开会,经常引用我的话作为批判的对象,但也不点名。点一下薛涌的名字那么可怕吗?我希望南方集团的编辑们,应该率先改变这样的传统。如果连一篇博客文章批评人都无法点名,还指望什么公正的讨论?

    另外一点是,笑蜀批评茅于轼的批判者们,第一条理由竟是“被看作意见领袖的茅先生,最大贡献其实不是言论,而是扎扎实实做事。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扶贫性的小额贷款”。这等于没有辩论就先转移话题。我们讨论的正是他的“言论”,不是他如何“扎扎实实做事”。这是可以另文讨论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批判过茅于轼的小额贷款的事业。相反,对这方面,我对他的贡献非常尊重,和笑蜀对茅的评价并不矛盾。我和许多批判茅于轼的人,批判的是他“保护富人”的言论。一个人不管道德多么崇高,不管他作了多少好事,也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保护富人”的言论,毒害了我们的社会伦理。任何有责任的人,都应该对之进行回应。

    下面是我要谈的重点:专栏作家和媒体合作,应该有什么样的游戏规则?中国是否应该引进名副其实的专栏制度?“正确的思想”是不是就就可以破坏规矩?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应该靠“启蒙”,还是应该靠宪政?从笑蜀的文章看,他和南方集团的许多编辑,仍然是受八十年代启蒙传统的塑造,没有照察出这一传统本身的问题。我即将出版的《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也是试图清理八十年代的思想谬误,以宪政来批评“启蒙”。在这本书面世之前,不妨以《南都》事件和笑蜀的文章为例,看看“启蒙”是如何桎梏了我们编辑们的思想。

    我最初提出和《南都》以专栏制度进行合作,一是仿照自由社会的报业规矩,二是基于宪政精神。象《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有声誉的媒体,雇用许多专栏作家。以《纽约时报》为例,专栏作家一般一周发表两篇文章。报社和专栏作家签了合同后,就不毙专栏作家的稿子。《纽约时报》每天都发两篇专栏,只有在几年前破例毙过一篇,弄得如同丑闻,非常被动。可见这套制度是多么严格。我自己在《纽约时报》发表过一篇文章,是作为投稿。因为我英文表达不够精熟,当然需要改动。但编辑跟我商量修改时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保证我没有让你说任何你不想说的话。”

    我提出以专栏制度和《南都》合作,主要原因就是发现在给包括《南都》在内的媒体写作时,有个普遍的问题:编辑实际上是想让你说他们想说的话,而不是你自己想说的话。美国这种制度,则保证了专栏作家说编辑部不想说的话的权利。特别是《纽约时报》作为自由派媒体,一直聘请保守派的专栏作家,其大部分言论当然是编辑部所不同意甚至反感的。但是,专栏制度保证了这些人的言论自由,也维持了报纸的声誉。

    我当然不是不理解国情、要生搬硬套国外的制度。我和编辑商量好:如果我的稿件被“上面”枪毙,这不算编辑部违约。我只要求编辑部本身不要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决定稿件的使用。象《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都有自己的社论版,每天发表代表自己立场的社论。编辑部的意见,要通过这种形式表达,而不能通过干预专栏作家的具体稿件内容来实现。

    这一制度安排,本质上是一种宪政式的安排。比如,对于一件事情,大家各有自己的看法,意见甚至对立。比如,《南都》及笑蜀先生则认为,人有“免于对于精神暴力的恐惧的[自由],…但在以自由派自居的某些斗士来说,毫不理会人的这种心理需求,毫无对人的尊重”。我则认为,茅于轼和他所支持的任志强的言论,才是对没有发言权的弱势阶层的“精神暴力”。他们本身作为公共人物,则有义务承担别人激烈攻击的责任。如果一批评就成了“精神暴力”,还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言。笑蜀和《南都》的问题在于,他们知道网上和整个公共舆论都是极端反对茅于轼的言论的。但他们把大多数的意见几乎等同于非理性和“精神暴力”,而少数人对大多数侮辱性的言论则不是“精神暴力”,需要他们这些境界比别人高的编辑进行言论控制。他们把少数有特权、受到重重保护、并掌握着巨大话语资源的人的“心理需要”看得比沉默的大多数的“心理需要”要重要。这里的一个基本预设,就是“启蒙主义”的“理性”。他们认为:有一种绝对真理,可以被人通过理性来掌握。而他们这些坐在办公室里的编辑,是掌握着这种真理的,有权决定那种意见对社会有好处,哪种已经对社会有害,进而有权充任言论警察。殊不知,这种“启蒙”的“理性”,恰恰是现代专制主义的基本思想预设。

    宪政的原则完全不同:没有人具有掌握真理的特权。甚至真理是永远无法掌握的。那么,大家有了针锋相对的意见和利益后应该怎么办呢?那就是立宪。立宪就是制订一套大家都同意的程序。大家的意见和利益,也必须通过这种程序来竞争。专栏制度,就是这么一种程序。这是民主社会的基础。举个极端的例子,布什是个很糟糕的总统。数千美军因为他的政策而丧命。但是,不管他多么糟糕,他是通过正当程序选出来的总统。这种程序,又是大家事先都承认的。你不能因为对结果不喜欢,就改变程序。所以,即使布什让美国国难当头,他出现在公共场合时,人们还是要起立,乐队还是要奏向三军统帅致敬的音乐。你必须耐心等到下一次选举,通过正当程序把他换掉。你不能发动军事政变,把不喜欢的总统毙掉。其实,美国内战期间,深受士兵拥戴的麦克莱伦将军就有机会攻占白宫,取代林肯总统。但是,不管他和林肯的意见多么水火不相容,他拒绝兵变,一定要等着选举。最后虽然自己在选举中被林肯轻易击败,却保护了美国的民主。

    我的稿件虽然还远不是这么重要,从程序的角度看则是一回事。你编辑不喜欢我的稿件,甚至仇恨我的稿件,这都很正当。但是,解决的办法是通过正当的程序来辩论,而不是破坏程序本身。毕竟,这一程序是我和编辑部反复磋商后双方同意的。可悲的是,这样的程序才确立几个月,编辑部一看见自己不喜欢的结果,就要把程序破坏掉。这样还能搞民主吗?

    笑蜀的文章和《南都》的行为所隐含的潜规则就是如此:当你跟他们说民主选举的好处时,他们完全同意。但是,一旦看到选举产生的领袖不对自己的胃口,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把那位领袖“枪毙”,就象枪毙我的稿件一样。笑蜀和《南都》,都属于中国最优秀的编辑群体。连他们都如此,中国还可能有民主吗?

    可见,民主自由的社会,远不象我们想象得那么容易。九一一时,被劫持的飞机上的乘客死到临头,还要投票决定是否反抗,使许多国人大为感动。中国的英雄们的行为模式则完全不同:情况十完火急,没有功夫讨论投票,真正的勇士向前冲,胆小如鼠的靠边站!你不能说这不是英雄,也不能说他们全无道理。但是,这不是民主。民主宪政,不是一纸宪法能确立的。还需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积累尊重程序的习惯。我观察我在美国长大的小女,她七岁半时,拿几个洋娃娃玩,就玩选谁不选谁的游戏。我们的编辑当然不是这样长大的,也没有长期在民主社会生活的习惯,对他们不能求全责备。但是,如果他们不意识到自己的局限,还以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那就有些可怕了。

    举了例子,笑蜀的文章曾如此义正词严的质问和谴责:“让人不能不好奇的是,斗士们哪来那么强的动力妄断他人?哪来那么强的智力自负和道德自负?在我看来,原因大致不外两点。其一是名利驱动。炮打茅先生成为一个事件之后,某当事人不就迫不及待地打越洋电话,要求国内某门户网站借机炒作他的博客吗?其大义凛然的背后,隐藏的原来是一种经典的娱乐精神。”这一段充分说明,启蒙心态带来的傲慢,已经使一些人是非颠倒,竟认为他们的“正确思想”可以超越一切法治、商业合同、和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

    笑蜀所提出的“越洋电话”之事,我已经撰文澄清,相信他写文章前也看过。我确实给新浪和博客中国的编辑打过越洋电话,希望他们推荐一下我的文章。这个“越洋电话”成了许多人攻击我的口实。我不妨简略分析一下这些人的可笑。

    第一,所谓“越洋电话”,实在是个日常使用的通讯手段,没有任何值得大惊小怪之出。在美国给中国“打越洋电话”,费用包括在一个月二十几块的电话费中,其实就是免费电话。我的“越洋电话”,比国内的电话还便宜方便。事实上,笑蜀问一下他在《南都》的同事就知道,我平时为了稿件的一点细节,乃至要确认稿件是否收到,都要打“越洋电话”。刻意拿此事炒作,连我的名字也不敢点,恐怕说明笑蜀先生说不出一点正当的理由。

    第二,博客是个网络共同体,知识产权是属于所有参与者的。其操作的方式,也应该有一个由博主共同参与的更民主的方式。比如,谁的文章应该上首页,应该有个程序。各博主也有权提出要求,虽然这种要求不一定得到满足。比如,一些美女半裸的广告,经常不经邀请就出现在我的新浪博客中,难道我就不能要求新浪推荐一些我的文章吗?事实上,我要求新浪推荐我的某篇文章并非第一次。这次的文章不能上纸媒,所以向他们提出推荐的要求。新浪则并未完全满足我的要求,只把我的文章放在首页几个小时。对此,我从来没有提出异议。因为我们毕竟还没有制定一个谁应该根据什么标准上首页的程序(这个程序应该由博主和读者参与才最有正当性,过去“世纪中国”有读者留言推动的滚动式推顶文章的方式,似乎是目前为止最公平的方式)。但博主提出要求,则是天赋权利。如果把这个也视为炒作而加以批判,只能说明你太不尊重个人权利了。

    第三,我在“博客中国”上的博客,是应该网站之邀开的,而且编辑工作是由该网站编辑代劳,我并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文章放在博客上。因此,我在和《南都》决裂后,打电话给编辑,提醒他们把这篇文章贴出来,并希望推荐。没有想到,“博客中国”的主编冯一刀因工作之便了解到此事,便写文章“泄露内幕“,把我试图把文章贴到自己博客上的工作电话攻击为大肆炒作。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冯会立即被解职,我也可以起诉“博客中国”。因为“博客中国”自己公布了保证客户隐私的条例。所以,此事发生后,“博客中国”的上方机构“博客网”主编立即向我写信道歉,并解释说冯一刀因为是从网易过来的员工,有着南方报业系的情结,反对推荐我的文章,并擅自透露了我的“越洋电话”。对此,“博客网”诚恳道歉,并表示“由此产生的一切道德责任我们将会主动承担”。笑蜀和冯一刀同属南方集团的圈内人士,对这些内幕不会不知道。但是,他居然把冯一刀为了保卫《南都》和茅于轼所制造出的丑闻,当成自己的道义和论据!由此可见,笑蜀先生不管对宪政的程序还是对商业的规则,都缺乏最起码的尊重。这就是“启蒙主义”最大的问题。他们认定自己完全掌握了真理,自己的目标是如此正确,乃至为了达到这种目标,可以破坏宪政和法律,甚至连市场经济的商业规则也不尊重。在此,我不妨用他的话来反问他一下:你“哪来那么强的智力自负和道德自负”?

    走笔至此,我不禁要提醒读者,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民主和选举,比如泰国和巴基斯坦。但是,如果国民没有尊重程序的习惯,只凭对结果的好恶决定自己的行为,有了民主也会丢掉。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私下里也在议论:民主社会的交易成本实在太大,还是中国这种模式有效率。当你想拆迁谁的房子就拆迁谁的房子时,交易成本当然小了。但是,这种短期的便捷,只会带来长期的危机。

    这其实也是保护茅于轼的社会病理。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的中国经济起飞是他们理论的成功。他们有大放厥辞的权利,他们有功劳和道德资格来信口开河。茅于轼的“就是要为富人说话”,也体现了这样的心态。他们甚至认为,有些人的钱来得黑一点,也应该既往不咎,不黑就没有改革。所以我总结说,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经使主流经济学家从当年少数敢说话、挑战权力的人沦落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南都》在这件事情上,也有类似的心态。他们觉得他们是中国媒体的领袖,媒体的进步是他们的成就,于是自己就有了当言论警察的资格。从笑蜀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出,他基本回避了人们批判茅于轼“保护富人论”的具体观点,不敢正视这种理论的荒谬。他无法面对我提出的基本事实:中国是亚洲贫富分化最大的国家,和尼泊尔并列。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厉害的三十几个国家之一。所有发达国家,贫富分化都不如中国严重。比中国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都是一色的非州和拉美的穷国。茅于轼们怎么能证明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过程?不仅如此,中国的贫富分化正愈演愈烈,直追几个非洲最黑的穷国。在这样的过程中,如果社会还没有“仇富”的情绪,那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已经失去了基本的正义。笑蜀放着这些不谈,满篇在谈茅于轼是好人、批评别人攻击茅于轼不能没有界限等等,转移问题。这除了说明自己丧失了基本的道理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最后再说几句多余的话。《南都》此次破坏言论自由,损害了自己的声誉,其恼怒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们彼此冲突归冲突,辩论归辩论,最好保持彼此的基本尊重。如果作不到也没有关系,至少不要失态。笑蜀此次说我对茅于轼的攻击,属于被“名利驱动”。类似的看法有关编辑也表达过。其实,这些人都在媒体圈内,应该知道这个基本常识:一个受“名利驱动”的人,不会和《南都》为一篇稿件而断绝关系。我这篇文章,也只能发表在网上,不可能有纸媒那么多的读者,新浪这样的主流网络媒体,也几乎肯定不会将之推荐到首页。花一天功夫写这些文字,是想帮助《南都》和笑蜀们反省:你们究竟错在哪里?主流经济学家们已经失去了信誉。我希望中国的媒体不要步他们的后尘。

 

发件人:"yongmiaochen" <yongmiaochen@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8-31 14:03:59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改革是为穷人,而不是为富人服务的陈永苗 

改革是为穷人,而不是为富人服务的

——穷人政治经济学之二

陈永苗

    我在《改革已是一种迷信和邪教》中表扬了茅于轼的政治经济学大局观,批评了其冒进激进。如果说茅于轼还残留着改革是为穷人服务的朴素情感,而其拥戴者却在捍卫声中走向了反面。先富起来,是为了共同富裕,茅于轼还是徜徉于其中,值得争论的是,目前先富起来的人,是不是妨碍了大多数人穷人的富裕,还有是否就是到了共同富裕的时候,如同邓小平说的,共同富裕总有一天要成为改革的中心,是不是这一天已经到了。

    茅于轼用一张空头支票来敷衍这个问题:穷人们等吧,再过二三十年,你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等”实质上就是“要牺牲好几代人来成就改革大业”。既然要“等”,那么茅于轼拖延了“共同富裕成为改革中心”的紧迫性。而我的《请问茅于轼:穷人还有机会富裕么》,不仅判定现在,而且判定未来二三十年内如果还现在改革秩序之中,穷人是没有机会富裕的。《请问茅于轼:还让富人继续先富下去,穷人继续穷下去》,延续我这几年把共同富裕带回政治中心的努力,提出到了共同富裕的时候了。

    大多数人是穷人,改革是为穷人服务的。如果按照阿伦特《论革命》中政治自由和社会问题(贫困民生)的关系来分析,孙中山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之分野思路,就变得很清楚,而且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身上进一步展开。毛泽东是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使用极权手段实现政治自由,暂时搁置社会问题,而邓小平加以改变,知道社会问题政治无法解决,只能转化。邓小平让解决社会问题先行一步,进行改革。所以改革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大部分人的贫困民生。

    市场经济本来是一种为穷人服务的经济,而不是为富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荷兰,其展开了蓬勃的市场经济。通过经济思想史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荷兰,并没有以“国家财富的源泉为焦点,而是集中在贫困和济贫上”。

    霍布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中说,古典自由主义把缺乏、贫穷和饥荒登难以解决的问题看得很严重。洛克对私有财产正当性的真正辩解——这一辩解明确的诉诸于共同利益,即消除由来已久的不幸和贫穷,亚当.斯密也将它的全部理论建立在洛克的基础之上:只有建立在私有财产至上的自由经济,才有可能“对最底层的人民”提供买得起的食品价格。

    在古典自由主义看来,自由主义制度虽然不能像暴力革命那样意图用直接的手段实现公平,但是它可以像中药一样调和肌体,唱过较长时间的调理,可以通过权利的平等而最终实现繁荣和谐的国度。自由主义者欢迎商业社会,因为他们深信不疑的是,经济竞争(同经济不平等一起),将产生足够的经济繁荣,以增加“最底层人民”的福利、个人安全和独立。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这种观点,与后来约翰.罗尔斯所称“差别原则”有着精神上的维系。

    邓小平是中国的亚当.斯密。他们同样把把市场经济当作政体的一个部分。当市场经济是政治的仆人时,这时候就是以穷人为目的的市场经济。而当政体为经济和致富服务时,就产生了异化,变为以富人为目的的重商主义经济。重商主义经济是斯密和邓小平同样反对的。

    那就是说,中国当下的,为富人的黑恶市场经济,是后来扭曲的。以房地产业为例。“居者有其屋”是发展房地业的目的,而利润是副产品。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历史来看,房产一开始就是作为福利措施,而不是房地产公司用于挣取高额利润的商品。中国房地产除了利润之外,更大的是社会责任。也就是说房地产市场开发出来的房产,构成主体的应该是福利房或经济适用房。以福利房或经济适用房为主体,以商品房作为补充,是中国房地产的应有之义,这是中国国情本身决定的。 可是现实中发生了倒置,以商品房为主体,而以福利房或经济适用房为补充。如果对商品房的价格进行遏制,限定在可承受范围之内。这种倒置也是可以的。可是商品房却成为掠夺其他人的手段,放开而涨起来的价格成为合法的掠夺。

    这么说来,在中国当下,关于财富分配,有两种政治正当性的征战:一个改革共识所蕴含的正当性;一个改革中 “先富起来的人” 自己形成的,最有利于自己的正当性,这正当性是前一种的异化。第一种是第一性的,第二种是第二性的,可是很久以后,一直想消灭吞噬第一种。必须看到,为穷人说话,为穷人提供正当性论证是理所当然正确的。支持为富人说话,提供政治正当性的,是改革中迷失目标的羊羔,还自以为义。

    在前自由主义的欧洲社会,绝大多数个人被精英当作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牺牲掉的手段,这些精英把自己当作了整体。这些先富起来的人绝对不应该把自己当作市场经济的化身,当作整体的化身,这样子就让“要牺牲好几代人来成就改革大业”这样的言论出笼了。

    绝大多数个人才是改革的动力,而不是企业家。一场战役出色的指挥官固然很重要,可是一个出色的指挥官打不了战,战是士兵打的。指挥官不应该贪“兵”之功。可是如同亚里士多德说,那些为绝大多数人共享的东西,只能得到最少的关注。改革是为了穷人的改革,这是共识,因此渐渐被遗忘。

    必须清楚地看到,绝大多数的中国富人是有“原罪”的,基本在一种掠夺性的市场经济中富起来的。也就是贪了穷人之功。这种富人对中国的发展无益,反而有害,应该加以铲除。所以网络上的仇富(腐)天然正确的,为穷人说话也是天然正确的,其真理程度不下于99%。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昂格尔从世界史采集了下列教训:为防止经济停滞,中央政府必须与人口的大多数人结盟,而反对掠夺性的精英;国家财富和力量,并不依赖于强大的精英阶层,相反依赖于对掠夺性的精英的政治镇压。

    在西方,由于自由主义的弱点,绝对所有权、程序正义和自由放任有可能导致更大的不公平。经济竞争可能导致失“零和游戏”,一方面富者越富,另一方面贫者越贫。这一点不能视而不见。出路坚持政治自由,每一个人独立平等,但经济方面,可以由政府进行再分配,纠正绝对所有权引起社会弊端。对财产权和私人企业所谓的社会效益失去了信心,而更愿意利用国家的立法和行政权力去纠正其弊端并使之变得仁慈博爱。

『关天茶舍』

“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

笑蜀

2007年8月

  炮打茅先生正渐成时尚。甚至我的一些自由派朋友也乐此不疲。斗士陈永苗者,即断言穷人已无出路,茅先生让穷人致富,不过是祸害穷人的"鸦片",使穷人继续迷糊不起来抗争,而永远穷下去。如此话语,与当年炮轰所谓"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革命话语,何尝有一丝一毫的区别。革命话语洋洋而来,温良如茅先生亦不免沦为围攻对象,旁观多时,如哽在喉,不能不一吐为快。

以穷人的名义炮打茅先生纯粹找错对象

  被看作意见领袖的茅先生,最大贡献其实不是言论,而是扎扎实实做事。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扶贫性的小额贷款。 

  有的朋友对茅先生这件事颇不屑。据说这既比不过富人一掷千金兴医济学;也比不过政府一纸号令减掉百亿元农业税。这样说我认为太轻薄。武训兴学,其投入额度当然比不过清廷对公共教育的投入,但这并不能稍减武训的光辉。因为武训的价值并不在于他到底给穷孩子募得多少银子,而在于他的精神,在于他开创的兴学模式。茅先生的小额贷款重要的在于证明了农民同样具备市场竞争的能力,只要向农民开放包括金融权利在内的诸多天赋权利,农民完全有能力自己创造财富,而不是只能嗷嗷待哺。这是扶贫模式的一个创新。重要的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重要的是这样的社会意义,而不在于茅先生具体给了农民多少钱。官员们和富豪们确实能给农民更多钱,这点上茅先生永远没法跟他们比。但茅先生的实验所蕴涵的社会意义,却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中国的农民无疑处于窘境之中。但他们到底是受制于自身能力之困,还是受制于体制之困呢?答案如果是前者,农民就不可能自己救自己,而需要农民之外的力量来杀富济贫,救世主就须臾不可缺。而答案如果是后者,显然就需要找到一个支点来撬动传统体制,还权于农民;而只要真正还权于农民,农民于市场经济就会如鱼得水,救世主就会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茅先生的实验,则是一个旨在找到撬动传统体制尤其是传统金融体制的支点的可贵尝试。这个尝试固然不能说已经大功告成,但能一路走到今天,在中国已经属于奇迹。 

  孟加拉的尤努斯以其成功的小额贷款试验而获诺贝尔奖,但我并不认为尤努斯比茅先生更值得尊敬,因为我不相信,尤努斯会遭遇比茅先生遭遇的体制阻力更大的阻力。作为一介平民,并无任何特殊的权力可以倚仗,完全凭借个人努力来突破体制的重重屏障,而自己并没有从中谋取任何利益,迄今茅先生仍住在破旧的房子里,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这样做我不敢说是伟大,至少可以说是高贵。茅先生才是穷人经济学的泰山北斗,那不是空口白牙的穷人经济学,那是身体力行的、货真价实的穷人经济学。茅先生说他为穷人做事,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穷人生活得好一点,他有足够的底气这么说。茅先生不是穷人的救世主,但茅先生肯定是穷人的真朋友。 

  这样高贵的茅先生,却成了炮打对象。炮打茅先生的斗士们,无分左右,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争相给自己戴上穷人代表的桂冠,跟杨子荣"我代表人民枪毙你"的派头,堪称惟妙惟肖。他们争相以穷人的名义审判茅先生。在他们的渲染下,本来是穷人的真朋友的茅先生,简直就成了穷人的公敌。

免于对于精神暴力的恐惧也是自由的题中之义

  我反对炮打茅先生,但我并不反对批评茅先生。海外某斗士有言,中国知识界存在一个黑势力,这个黑势力由茅先生,及茅先生的同道江平先生、吴敬琏先生的门生故旧组成。他们联手封杀对茅先生、江先生、吴先生的一切批评。这显然只能归类于妄想症。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中,我本人就有过对江先生的长篇批评;杂文家刘洪波先生,时评家吴向宏先生,则对茅先生有过批评。这些批评都堂皇发布于南方几家著名的媒体。 

  批评显然是自由的,茅先生、江先生、吴先生事实上并不享有对于批评的豁免权。但批评也应该有边界,超出边界的所谓批评不叫批评,而跟所谓"革命大批判",没有什么区别。有论者为无根据的道德审判辩护,认为公共评论可做诛心之论。但问题是,如果批评没有边界,可随意定罪而无须任何举证,这跟打棍子、揪辫子、戴帽子的"革命大批判"该如何区分呢?我们清算人家的"革命大批判",难道就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来搞"革命大批判"吗?难道以传统意识形态包装起来的"革命大批判"是荒谬的,以自由民主形态包装起来的,以代言穷人的形态包装起来的"革命大批判"就是正确的吗? 
  必须明确一个常识:那种攻击性的道德宣判,只应指向特定体制、特定规则,而不应指向具体的人。道理很简单,你有权终结黑暗的体制,黑暗的规则;而要终结它们,确实需要集束炸弹。但你无权用集束炸弹杀人。面对具体的人,必须抱以基本尊重。别人不是你的垃圾桶,没有承受你的精神暴力的义务。自由主义就终极价值而言,其实不过是人文主义,不过是强调人的自由,人的尊严。难道我们在把批判锋芒指向具体的个人的时候,就无须考虑自由主义的这些终极价值了吗?难道为了逞我们的口舌之快,为了凸现我们的政治正确,为了成就我们的功名,就可以置别人的感受于不顾、置别人的名誉和尊严于不顾吗? 
   罗斯福诠释的四大自由,其中之一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对于精神暴力的恐惧,当然也是题中之义。但在以自由派自居的某些斗士来说,毫不理会人的这种心理需求,毫无对人的尊重,难道不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吗?不需要任何依据就给别人定罪,宣布别人为既得利益代言人,从而在道德上置别人于死地。深文周纳,无限上纲。这哪是什么自由派的风范。真正的自由派深知人的有限性,因此真正的自由派往往都是内省的,克制的,平和的,谦逊的。但是从炮打茅先生的某些斗士身上,闻得出一丝一毫这样的气息吗?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猜度别人,裁决别人,字里行间发散着一种戾气,一种杀伐之气。斗争哲学的底色纤毫毕现。以自由派高标自己,但骨子里面全是狼奶。 

穷人悲情秀秀的只是穷人代言人自己

  以上所说的自由派某些斗士的心理病态,如果仅仅是个人做派,也就罢了,不值得我写这篇文章。问题在于,这种心理病态已经超出个人做派的范围。动不动就把不同观点之争演变成批斗会,比说话粗,比出手狠,比政治正确,这种风气发展的结果,不仅是沦为靶子的具体的个人受伤,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受伤——社会风气会越来越趋于极端,越来越趋于乖张,越来越趋于狂躁。

  让人不能不好奇的是,斗士们哪来那么强的动力妄断他人?哪来那么强的智力自负和道德自负?在我看来,原因大致不外两点。其一是名利驱动。炮打茅先生成为一个事件之后,某当事人不就迫不及待地打越洋电话,要求国内某门户网站借机炒作他的博客吗?其大义凛然的背后,隐藏的原来是一种经典的娱乐精神。 
  但更显著的因素,还是他们坚信自己独占了一种话语权,就是为穷人代言的话语权。抗议对穷人的不公正待遇当然重要,为穷人请命当然重要,任何社会都需要这样的人,我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从来认为这是很私人的事情,没什么可自夸的。所以我从来看不惯某些斗士,刚刚给穷人说了几句话,马上气就粗了,嗓门就高了,动不动就要打人了。似乎给穷人说了几句话,就足以奠定他们言论宪兵、道德宪兵的资格。

  他们的这种自我感觉令人憎厌,但却不是空穴来风,"穷人话语"在当下中国确实生猛。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格局,注定了穷人必定在言论界和公共政策领域缺位,必定在利益博弈中缺位,穷人因此没有通过自己的集体努力来改变自身命运的体制通道,只能陷于绝境。正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穷人的这种悲惨遭际,对那些纸上的仁人志士恰恰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于是有了"感动新闻"的空前繁荣。以言情剧笔法,铺陈底层离奇的悲情,以此赚取受众的滔滔眼泪,在主流和不那么主流的媒体中,几乎形成为一个产业。而在言论界,"穷人话语"同样空前繁荣。穷人就是天然正义,为穷人代言,也就很容易被幻化和自我幻化为正义的化身,很容易赚来喝彩。"穷人"因此成了言论界的香饽饽,穷人话语有如长江后浪推前浪,磅礴不绝。 
  不过这原本不是问题,主观为己,还可以客观为人,只要忠实于穷人,把代言穷人当作饭碗、当作求名求利之途,也未始不可。代议制条件下,国会议员不就主要靠为选民代言谋生吗?如果代言穷人能够职业化,代言人有专业精神,那么这也不失为一个值得称道的选择。但问题是,穷人和代言人之间,并不存在代议制条件下,选民和议员之间法律上的信托关系。穷人代言人都是自命的,穷人对这些代言人并无任何授权,也就没有任何渠道,可以检验、可以制约这些代言人。穷人代言人事实上没有任何法定义务对穷人保持忠诚,所谓专业精神就无从保障了。 
  于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个令人扼腕的局面,就是穷人代言人的异化。某些斗士在穷人话语场往往信马由缰,只依据自己的需要,而无须对穷人负责。穷人到底处于何种状况?到底需要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有走到穷人中间,虽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穷人跟他们隔的并不远,穷人就在他们每天路过的街角,穷人就在他们的小区门外。与穷人咫尺天涯的他们,心理上跟穷人的距离要用光年来计算。说到底,他们不过是用穷人做符号来包装自己而已。他们铺陈穷人的苦难,往往只是要显示穷人代言人的不可或缺;他们无节制地赞美穷人,往往只是要美化作为穷人代言人的自己。他们对穷人并无真正的感情和了解,所以他们的穷人话语,往往停留于口号,只有大胆的假设,而艰苦的求证过程则始终阙如。那一场场穷人悲情秀,秀的只是穷人代言人自己。 
  显而易见,穷人话语的空前繁荣,往往不过是畸形繁荣,不过是具有娱乐性质的"正义盛宴"。作为主角的穷人,其实从"正义盛宴"中并没有多少实质收获,他们表面上被奉为神明,其实只是被当作题材,当作道具。轰轰烈烈的"正义盛宴"不过造就了有如过江之鲫的食客而已,穷人的悲惨遭际不过成就了他们的食利空间。
  穷人话语场往往沦为名利场。这种背景下,像茅先生那样试验小额贷款,办保姆学校,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帮助穷人脱贫致富;以及像温铁军先生那样创办合作社,用非市场经济的手段帮助农民组织起来;以及像邱建生先生那样致力于平民教育,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这样用切实的行动去帮助穷人,无论其尝试成功还是失败,就都显得特别可贵。言论当然重要,但中国现在的问题,主要并不是什么理念问题;很多理念问题早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谁都明白的。中国现在的问题,主要是理念和具体的社会实践怎样结合的问题。中国需要改变,但只能实践改变中国。就地出发,以自己职业范围内平实然而坚韧的行动,逐步改变现实,通过现实的逐步改变来提升社会规则。心中有歌,心中有诗,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样的行走者才是当下中国最珍贵的。中国从来不缺纸上的仁人志士,中国缺的从来只是行走着的仁人志士。用身体语言证实自己对信念的忠诚,这种人才是中国的盐,中国的光,才是特别需要善待的。 

不断拔高的革命话语竞赛值得警惕

  悲哀的是,在话语泡沫时代,行走着的仁人志士恰恰很难被善待。身体语言必须考虑后果,需要低调,需要平衡,不像纯粹的言论那样可以汪洋恣肆。这就注定了在言论的竞技场上,行走着的仁人志士往往比不过纸上的仁人志士,他不可能耸人听闻,不可能为了迎合大众而主张极端。但这么一来,他的言说就未免往往显得寡淡无味。那些纸上的仁人志士,因此反而可以对行走着的仁人志士抱以轻蔑,动不动就把他们与行走着的仁人志士的言论高度上的差异,夸大成思想和道德上的差异,而他们自然拥有思想和道德上的绝对高度,不难势如破竹。他们以炮打行走着的仁人志士为能事,以此彰显自己的英明和英勇。海外某斗士不就把自己对茅先生的刻毒攻击跟美国政客之间的倾轧相类比吗?行走着的仁人志士在他们只是对头,而非同道。而且彼此之间的分歧根本不是简单的思想分歧,而是无情的政治斗争。他们所做的一切,目的也跟美国政客是为了用更多的选票打败对方一样,只是要赚取公众的眼球,让自己胜出,成为言论市场上最大的赢家。不过尔尔,与真理、与道德何干! 

   如果这种纸上的仁人志士竟能得势,那真是一场悲剧。不仅是茅先生个人的悲剧,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利益分配的过度不均衡,导致剧烈的价值分裂和价值对抗,正是当下中国的一个隐忧。而茅先生的主要价值,就在于以坚韧的实践,帮助穷人探索一条自救的路。他为改善穷人处境所付出的全部努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分裂,缓解对抗,茅先生因此是这个社会的粘合剂。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粘合剂,来慰藉人心,来遏制正在弥漫整个社会的绝望、乖张和狂躁,来支撑我们在曲折悠长的路上,继续走下去。 
   但是,恰恰是茅先生这种独具价值的努力,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茅先生过去不见容于极左斗士,现在则开始不见容于为某些自由派斗士。这不仅是茅先生个人语境的变化,也反映了整个中国语境的变化——在价值分裂和价值对抗愈演愈烈之当下,言论很可能走向极端。极左极右两种极端言论很可能成为时尚,而共同挤压像茅先生那样的中间派的言论空间。茅先生那样的中间派,很可能两头不讨好,愈来愈被边缘化,妖魔化,而最终归于消音。就跟半个多世纪以前曾经上演过的那一幕一样。 

   对这种可能到来的危机,某些时评家是有责任的。没有独立的立场,没有原创的思想,没有坐冷板凳的耐心。永远只是来料加工,永远只看市场的脸色说话,市场流行什么,就马上在流水线上生产什么。为了抢占市场制高点不择手段,不惜为不断拔高的革命话语火上加油,对可能爆炸的社会非理性情绪根本不管不顾。生命不息,做秀不止。这种毫无责任感可言的所谓时评家,说到底不过是言论流水线上的承包商而已。
   有一种草叫紫荆泽兰,看上去美丽,实际上可怕——它所到之处,别的草都不能长了。现在不断拔高的革命话语竞赛也是这样。我们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应该从法国的革命话语竞赛,俄国的革命话语竞赛,以及中国自己的革命话语竞赛所导致的种种历史悲剧,吸取教训,而不可稍有疏忽。炮打茅先生这个展开中的新时尚,正好在这方面敲响了警钟。 

网友对笑蜀文章评论

作者:孤云 回复日期:2007-8-25 0:21:50 
  说明一下,我不赞同文章里的一些观点。不过现在没空写文章反驳。

作者:沉沦的恐惧 回复日期:2007-8-25 0:56:42 
  笑蜀先生智商一定在160以上,没这智商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实在应该作为范文推荐给俺的朋友们学习,研究透彻了,发财致富不在话下,就是进官加爵也不是难事。
  夜了,不长篇大论。

作者:不可口不可乐 回复日期:2007-8-25 0:59:40 
   没办法,没见过干净的中国富人,小康中产就别对号入座了:)

作者:孔善广 回复日期:2007-8-25 4:46:48 
  笑蜀好文!"海外某斗士"——薛涌,这个所谓的、自封的自由派,我已看透视了三年!"某些斗士在穷人话语场往往信马由缰,只依据自己的需要,而无须对穷人负责。穷人只是被当作题材,当作道具。"也就有了这斗士的"草根才是主流"。草根话题成了食利空间。至于那个苗,其观点仍飘忽不定,难说其左右。

作者:luoshangwen 回复日期:2007-8-25 6:13:06 
  笑蜀怎么写出这么一类的文章,看来,作者渐渐在脱离普通民众了……

作者:陈永苗 回复日期:2007-8-25 8:39:53 
    别人批评茅于轼就是炮轰,自己批评就不是。请问笑蜀,我三篇文章哪一点是在炮轰,是在上纲上线?我什么时候"断言穷人已无出路,茅先生让穷人致富,不过是祸害穷人的"鸦片""?断章取义,与李宪源有什么不同?现在极右右派与过去老左派一样德性了,就会诬蔑,就会上纲上线。

作者:猪头绝对不卖 回复日期:2007-8-25 8:42:08 
    扯,谁在以道德说事,难道不是有些同志拿着道德为盾牌:茅是好人批评不得,你看别人做了。何必要打扮成这样了?

作者:猪头绝对不卖 回复日期:2007-8-25 8:54:13 
    上纲上线,真抬举别人了,有这能力上纲上线吗,
   茅在做,难道别人不在做吗,难道自由的言说讨论就不是实践了吗
   凭什么独抬高茅老了
   JY的做就是为这为那为国为民,草根之为难道就低他们一等吗
     再说了,茅老即使做了点事情,又何尝未在这体制内分了点羹了,屁股真很干净吗 

作者:猪头绝对不卖 回复日期:2007-8-25 8:56:07 
   "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 看了这题目就火大,好象笑蜀也成真理部了!

作者:骑车的鱼 回复日期:2007-8-25 8:59:59 
  笑蜀也写这样的文章? 真差劲!什么越洋电话炒作,博客中国都已经向薛涌道歉了.大字报一篇!

作者:林黑 回复日期:2007-8-25 9:05:59 
  有一种草叫紫荆泽兰,看上去美丽,实际上可怕——它所到之处,别的草都不能长了。现在不断拔高的革命话语竞赛也是这样。我们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应该从法国的革命话语竞赛,俄国的革命话语竞赛,以及中国自己的革命话语竞赛所导致的种种历史悲剧,吸取教训,而不可稍有疏忽。炮打茅先生这个展开中的新时尚,正好在这方面敲响了警钟。 转送胸毛茂盛的好汉海英,真合适

 作者:余以为 回复日期:2007-8-25 9:06:48 
  那种攻击性的道德宣判,只应指向特定体制、特定规则,而不应指向具体的人。

作者:陈永苗 回复日期:2007-8-25 9:15:32 
   把那天我的发言给笑蜀看看,笑蜀自己扪心自问,像不像毛左?
   http://vip.bokee.com/20070824369445.html 
   陈永苗:今天还有很多的共识,茅老认为,侵犯穷人富人的财产权症结还是政府。既然穷人阳光富人都有共同的加害者,那就不要互相打架了,拉齐手来。
  第二,穷人并不反对阳光富人。仇富(腐)是在维护市场经济,而并不是在反对市场经济,大部分富人并不是代表市场经济,相反败坏了市场经济,全国有一亿多农民工,大家赞成市场经济,穷人仇富是在维护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仇的不是阳光富人,而是仇贪污腐败。
作者:林黑 回复日期:2007-8-25 9:16:25 

  作者:陈永苗 回复日期:2007-8-25 8:45:44  
   鲁迅说,在中国搬动一张凳子,都要流血。咳。没意思。
   你们没有流血,每当你们烧一次庙,就多了一条花环.砍一次"神",就增高了胸垫. 
   豫才还说,老鹰有时飞的比苍蝇低. 
   顺带说一句:不是把鲁迅背熟了就畅通无阻,恰恰证明,尔等跳不出猴哥划在地上那个白圈.——它怎么还没采食归来呢?

作者:中国式猪头 回复日期:2007-8-25 9:40:35 
   有的朋友对茅先生这件事颇不屑。据说这既比不过富人一掷千金兴医济学;也比不过政府一纸号令减掉百亿元农业税。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这不是据说,而是事实。听你这口气酸酸的,仿佛对政府这种救世能力充满了嫉妒。说白了还是个立场问题。以反体制为己任,只要是体制做的事,你都不满意。换句话说就是凡是体制拥护的你都反对,凡是体制反对的你都拥护。 
  ***中国的农民无疑处于窘境之中。但他们到底是受制于自身能力之困,还是受制于体制之困呢?答案如果是前者,农民就不可能自己救自己,而需要农民之外的力量来杀富济贫,救世主就须臾不可缺。而答案如果是后者,显然就需要找到一个支点来撬动传统体制,还权于农民;而只要真正还权于农民,农民于市场经济就会如鱼得水,救世主就会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象这种貌似公正的概论,只能说明你是一个掉书袋,玩逻辑的臭狗屎。对于中国的三农问题你一无所知。
  对于中国三农文体最真实的论述应该是李昌平的《中国三农问题》,我怀疑你跟本就没看过或者说根本就没看懂李昌平的文章。其中,李总结出的中国社会结构十个二元化的问题,才是中国的农民无疑处于窘境之中的真正原因。
  而根据你的总结概论,把中国的农民无疑处于窘境之中的原因简单的总结成农民愚昧落后和政府政策捆绑。似乎太想当然尔和小儿科了。而这种观点几乎全是在李昌平〈中国三农问题〉出来之前中国主流精英经济学家对中国三农问题的解释。其中包括温铁军。现在,人家温铁军协助国军亲自到农村去解决三农问题之后,深有感慨的写了一篇〈实践出真知〉。你这钟貌似有大学问的概论,不过是在抄中国主流文化的冷饭。可惜的是人家现在不玩这个了。你这条精英的小走狗吃屎都抢着一陀热乎的。我真的可怜你这头小畜牲。 
  ----和你废话没有什么意义。连中国的农民无疑处于窘境之中的真正原因都弄不清楚就急急忙忙的跳出来挺茅以升,无疑是想逆势拉盘,赚个万绿丛中一点红,出出风头,显示一下自己的文化功底而已。换句话说,你的目的根本不是想讨论问题。后面你给网友扣的帽子每一顶都是为你自己定做的。大概你没看到过韩寒写的文章----〈文化就是个鸡巴〉。读过几本书的人总觉着自己的鸡巴比别人的大,时不时的都要暗示一下自己裤裆里有好大的货,不论什么场合都想掏出炫耀一下,见了什么都想骚扰一下。 
  在关天买假药的精英小走狗为数不少,其中那个十年砍柴最为活跃。如果老猪俺有兴趣的话,一砖头就砸的小走狗夹着尾巴溜之大吉。
  鸡脚蛇戴眼镜----假充正圣。

作者:另类情爱 回复日期:2007-8-25 9:48:56 
  人提茅先生的功绩,总是提小额贷款问题.或正式称为mirofinance小额融资.正好本人做过这方面的专题研究,掌握了大量的资料,而且对小额融资的理论分析也做了一些探讨.
  中国的小额融资,主要是外国政府提供贷款,总数量有100多个,分布在全国各地,许多案例做的远远比茅先生早, 比茅先生数额大.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只有茅先生这么有名呢?都成了茅先生的一种化妆品.
  如果从经济学领域,我认为很多学经济的并不知道茅先生在经济学上面有什么贡献,怎么就成了著名的经济学家了呢? 如果大家不信,可以去看一看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它是中国经济学最权威的BBS.

作者:另类情爱 回复日期:2007-8-25 9:51:29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上有过一两篇对茅生先的被世人称为经济学家的质疑, 应者廖廖。

作者:wentigu 回复日期:2007-8-25 10:09:28 
   茅老师为富人说话
   笑老师为茅老师说话
   老百姓都是傻子
   愚民从来都是

作者:李宪源516 回复日期:2007-8-25 10:39:49 
   真是经纶大作啊,难怪苗苗专门给我发快信。对关天重起这类话题争执实在不感兴趣。
  当年KZ大姐不就是为了不依不饶地质疑追问茅的观点立场,横遭这里网管封杀的吗?苗苗之辈当时好像均是帮凶的角色。以自由的名义实行专制奴役,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经济上。 如果这些人进行表演了这么多年,竟然还有人看不清这一点,这脑子就真的有问题了。

作者:winsing 回复日期:2007-8-25 10:50:47 
>   楼主火线入党了?
作者:winsing 回复日期:2007-8-25 10:51:57 
>   打错了,是笑蜀火线入党了?

作者:久经 回复日期:2007-8-25 13:20:45 
  有些煽情,作者的文风如此,不过道理还是讲得好。
   陈永苗:今天还有很多的共识,茅老认为,侵犯穷人富人的财产权症结还是政府。既然穷人阳光富人都有共同的加害者,那就不要互相打架了,拉齐手来。
   第二,穷人并不反对阳光富人。仇富(腐)是在维护市场经济,而并不是在反对市场经济,大部分富人并不是代表市场经济,相反败坏了市场经济,全国有一亿多农民工,大家赞成市场经济,穷人仇富是在维护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仇的不是阳光富人,而是仇贪污腐败。 
  仇恨不足以维护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即使仇恨的理由很充分。维护秩序需要好的规则和必要的强制力,当他们缺失的时候,努力的方向是建立这些规则,之前,则要保持理性。仇恨转化为暴力是最可怕的,应该跳出这个轮回了。

作者:向往自由之民 回复日期:2007-8-25 13:38:18 
   文字真够垃圾,关天啥时候成垃圾箱了?
作者:猪猪小小 回复日期:2007-8-25 14:37:43 
   笑蜀是把马屁拍在马蜂窝上.

作者:笑蜀 回复日期:2007-8-25 15:55:33 
   苗苗很委屈,说我冤枉了他,他压根没说过我举出的那些话。
   我的证据在这里: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54054.shtml 
  那么苗苗告诉我,这篇雄文是出于哪位大侠的手笔?或者说,是我根本曲解了你的光辉思想?

作者:猪头绝对不卖 回复日期:2007-8-25 18:34:38 
  "有限"的仇恨和暴力也是制度建设需要的,对仇恨和暴力这样的人类行为的非理性否定是值得商榷的!

作者:汉唐子民 回复日期:2007-8-25 18:58:47 
  各位老大学者,小错要批评、大错需炮轰、大家讨论的要点核心不是茅老先生人品和道德高尚或低劣的个人问题,而是作为一名所谓专家学者、公共知识分子观点思想是非正确对错与否的重大公共问题,一言一行都会给民众国家产生巨大影响,茅老先生没偷没摸网民的任何东西,为什么就产生这么大的争执,
  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各个领域和阶层,从各个角度和层次,陌路相逢到此观点趋同的千千万万民众,都是故意恶意敌意歹意串通一起围攻这些良知操守纯真的人仁贤士?这么多民众是吃撑了,甚至还叫嚷着什么革命狼奶暴力文革愤青等乱七八糟,简直是牛头对马嘴,胡扯八扯!
  无论是谁,江平、吴敬琏、张维迎,还是郎咸平茅老先生,包括陈良宇、黑心窑主,网络言论实际上已经是近似自由民主的一人一票制了,而且不光是投一票,还夹杂着理由论断,请各路庄家大侠尤其是执掌国家资源的中国官员及社会精英明白事理,网络民众反对谁的人数越多,谁就要赶紧加紧尾巴! 
修正自己,否则就自甘沉沦自我毁灭!包括楼主笑蜀自己,公共事务言论只有利害对错是非,

 作者:磨沙玻璃 回复日期:2007-8-25 20:29:37 
作者:winsing 回复日期:2007-8-25 10:51:57  
   笑蜀火线入党了?

作者:名侦探小强 回复日期:2007-8-25 23:29:34 

笑蜀先生,批评就是批评

刘松萝

   看了笑蜀先生的文章《"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之后,与作者对别人的感觉相同,就是如哽在喉。一些人对茅于轼先生的批评,在笑蜀先生那里变成了"炮打"。不知道口口声声反对文革思维的笑蜀,为什么热衷于"炮打某某某"的罪名。 
   看过薛涌和陈永苗先生的文章,里面并没有对茅于轼先生的不敬。相反,他们不忘茅于轼过去的善举,行文中多少有些惶恐。他们所主张的,只是穷人的权益和反对歧视等等。而笑蜀却扯远了,一直讲到农民起义一类的事情。就算薛涌陈永苗对富人面露不屑之色,毕竟和杀人放火距离甚远吧。
  他们对茅于轼先生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茅于轼在很多场合没头没尾地谈论富人穷人一类的话题,社会效果是不好的。讲多了,会让人误解为偏袒和歧视。在社会气氛有些紧张的今天,我们似乎更应该自律。 
  有些经济学家研究的是钱,自然会重视富人。据说经济学有不少凡人不好理解的地方,我们不要轻率地评论。但是,当经济学家越出应有的边界,用狭隘的专业思维指点江山的时候,大众好像应该有评论的权利。茅于轼先生说,他对历史一类的事情学习不够。这一方面表现了他的坦荡,另一方面也不仅仅是自谦之词吧。
  笑蜀抽象地肯定了茅于轼可以批评的道理,然后具体地指认批评者态度欠佳,动机也有问题,批评自然就有过错了。笑蜀先生,其实批评谁,不批评谁,并不需要什么恩赐,当然也很难禁止。我们都应该清楚,时代变了。那种性质改变了,或者"事情正在起变化"之类的古老的1957式辩证法或者变戏法已经不灵验了。 
  茅于轼先生明确地指出应该刊载薛涌的文章,是他老人家的宽宏大量。笑蜀在这里与批评者过不去,是陷茅老于不义。
  笑蜀还说,"这样高贵的茅先生,却成了炮打对象。"这才是有些精英的真实想法。一些人是高贵的,一些人是低贱的,言论因此而分高下了。没有人否定茅老的善举,但如果他的拥护者总是强调这些事情,以此来拒绝批评,以此认为可以随意发表近乎歧视性的言论,那么这种高贵就要打折扣了。在我看来,信奉众生平等,不嫌贫爱富,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才是真正的高贵。 
  笑蜀还提到了免于恐惧的自由。确实,大众对于掌握话语权的人物就心存恐惧。当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甚至命运的问题没有发言权的时候,精英们不负责任的言论就常常给大众带来恐惧。
  最后我想指出,对经济学家的批评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现在十分必要。既然有人把中国的进步与他们联系在一起,那么存在的问题就不可能与他们无关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更何况有些人算不上导师,有些理论更算不上真理。
   其实,学术界的风气如何,学术水平如何,虽低贱者也是清楚的。
   2007.8.25.

作者:猴哥猪弟 回复日期:2007-8-25 23:32:52 
  笑蜀文章不咋的:
  一、比较缺乏逻辑。
  二、大道理比较多,不是左派的大道理,是右派的大道理。
  三、不知道为什么笑蜀的文章有真理部的味,底气不足,声势过剩,串了味的"唯我独革"。
  四、现在右派最缺乏气度和涵养,跟左派的表现一样。右派要是牛比就让左派在右派刊物上发文章,没这份涵养,就别说什么左啊右的,大哥不说二哥。 
  笑蜀文章还是文人论政,指责成分大于承认事实的成分。在这样一个河蟹社会,穷人骂富人是天经地义,连带骂给富人帮腔者也是天经地义。要穷人不要骂富人,要穷人理性起来,本身就是不理性。认识到绝大多数人的不理性,就是政治的理性。笑蜀知否?
 如果笑蜀明知,还是继续这样"病理分析"下去,就是屁股指挥脑袋,立场使然,是另一种政治理性了。

作者:新时空探索 回复日期:2007-8-26 0:12:16 
  我认为笑蜀先生的表达上有些失误
  1,人们所议论的是这次茅于轼在保护富人问题上的正确与失误与否,与小额贷款无关,小额贷款问题并不能成为这次在富人问题上表达失误的挡箭牌
  2,言论与行动的自由都是很重要的,在某种角度上看来,言论自由甚至更为重要,言论的自由是行动自由的重要保障,单纯的强调茅于轼在行动上的功劳,是否就要反对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呢?至于如何言论,有时声音高一点,激情一点,出于什么目的,是各个不同;以己之心,度他人之心,只不过是片面之词,难保自己不会陷入革命激情之中,所以也就不要盲目的去猜了吧 
  3,由茅于轼先生的话里我们看到了一些信息,就是力图时富人的财产合法化,所以其中之症结关键在于其是否是合法的;老百姓的仇富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不是单纯从历史上的继承,最主要的是自己的眼见或亲历,所以仇富的这种心理就建立在:大多数的财富取之不义,这是一种简单的情理逻辑,茅于轼先生当然不会这么傻,他自称是排除这些贪官奸商,而保护那些少数富人;实际上他换错了一种重要的概念,突出那些少数富人,掩盖那些多数贪官
  此时他的善良愿望就成为黑钱漂洗的借口,为多数的不义之财寻找正当的生存空间 
  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与俄罗斯走着相同的过程,在俄罗斯转轨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富豪整肃,使之还于人民,这个情况在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了,是任何借口不能掩盖的了,所以任何辩解都是苍白的
  有些富人自己亲自来掩盖罪行,象上海的地产商任志刚;有些人是请别人来说的,而被请的这些人就被称为打手;还有一些人是稀里糊涂的站错了位置

作者:猪头绝对不卖 回复日期:2007-8-26 0:45:35 
    关于哪个座谈会的文章建议笑蜀去看一看

作者:鼓风机 回复日期:2007-8-26 0:57:49 
  这样抽象的谈道理没什么说服力,要是能找出言论自由国度中关于批评尺度的几个案例,那就清楚明晰的多了。还得有请林达先生:)

作者:老刁民 回复日期:2007-8-26 1:12:46 
  连胡老都说建设和谐社会了,笑署居然还敢给人扣上"文革"的帽子,好大胆啊。

作者:老刁民 回复日期:2007-8-26 22:04:03 
  中国没有罗尔思这样的自由主义的天才,能建立起自由左派的理论体系。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重视公平、重视民生,主要还是受了传统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作者:林无静 回复日期:2007-8-26 22:35:29 
  我在"薛涌:保护茅于轼的社会病理分析"里的留言,大家应该到那里去看看,看薛涌是怎么说的。我觉得薛涌说的更在理。

作者:林无静 回复日期:2007-8-26 21:27:02  
   顶一下这个帖子。
   大家都觉得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是需要培养的,不要一出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就想法用自己的权利,去灭掉对方。 支持薛涌。

作者:林无静 回复日期:2007-8-26 21:50:52  
   原来笑蜀是南方报系的人啊。
   怪不得在另一篇帖子里,他的留言,我觉得味道不对呢。

作者:妙哥 回复日期:2007-8-26 22:56:57 
  确实病得不轻。病得莫名其妙。病得好坏不分。

作者:苏振华_ 回复日期:2007-8-26 23:29:50 
  中国没有仇富,只是仇恨不公。有谁仇恨大富豪姚明么?茅老这些见识都没有,真不应该在公共领域发言。另外,"为富人说话",完全就是帮闲言论。在今天,穷人能撼动得了富人?谁敢去打土豪分田地?拜托茅老讨论点真问题。 笑蜀的这篇文章太无聊了

 作者:新时空探索 回复日期:2007-8-27 9:42:41 
   笑蜀先生这次是自己搞自己。

 

发件人:"投稿---田忠国" <tzg59388@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9-05 16:56:56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来自投稿---田忠国的邮件 

没有“穷人的经济学”就没有中国经济的真正发展

----简析“新自由主义经济”倡导者的反文明、反民众本质

田忠国

“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倡导者为什么非得摧毁传统价值观念呢?为什么否定中国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观念,而大力倡导兽性经济学主义呢?这个问题到了必须分析下的时候了。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倡导者为什么痛恨张宏良、郎咸平?

自从有了郎顾之争和张宏良先生对改革开放价值倾向的批判,反思改革的呼声便在中国大地上空畅响了起来,其实,在郎顾之争之前,也有人提出了反思改革,只是声音太小,无法同反文明、反民众的精英们强大的声音抗衡而已。

有人说张宏良先生和郎先生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批判,只是经济学观点的不同论战,其实,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是旨在模糊改革开放核心价值观念的一种行为。张先生、郎先生等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倡导者的核心分歧在于:

(一)、为什么改革开放的问题

1、郎、张的观点是,为民众的改革开放。其核心价值观是,公平公正、平等分享改革开放成果。但平等不等于平均,而是在保持合理差异,保持社会稳定,有利于改革开放,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确立机会均等的社会机制。

2、“新自由主义经济”倡导者,“保护富人”,“富人是大哥,穷人是小弟,小弟听大哥的话、大哥穿新的小弟穿旧的天经地义”,“学者不是民意代表”,“小心为穷人说话的人”,“少数人在挑拨阶层关系,煽动社会仇智仇富”等一系列旨在维护权贵精英利益集团利益言论的出现,集中体现了他们反文明、反民众的价值观念。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倡导者的价值观念指导下,随着“冰棍理论”、“烂苹果理论”出现,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倡导者与权贵集团合谋的,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疯狂掠夺国家和民众财富的战争拉开了序幕,而且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权贵精英利益集团必然大获全胜,因为,此前他们已做了各种准备。这些准备包括:

(1)、取消民众的一切权利。

(2)、以改革开放的名义,利用各种宣传工具,消灭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价值观念。

(3)、宣传掠夺国家和民众财富有理,是为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并大肆掠夺国家和民众财富。另一个表现则是,为获得美国对权贵精英的支持或默许,他们出卖国家利益,一次次为美国送上大礼包。

(4)、当“新自由主义经济”倡导感到暗夺有一定政治风险后,就由暗夺转向用政策与法律为手段的明抢。

简而言之,由于郎、张、李等等有良知和道德感的经济学家识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倡导者的真实面目予以揭露、批判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倡者因为自己的真实面目被揭穿,吴敬琏、张维迎等先生恼羞成怒,以“学者不是民意代表”,“少数人在挑拨阶层关系,煽动社会仇智仇富”等等言论,公然向现代文明-----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念------和民众挑战。

“新主义经济”的倡导者痛恨张宏良、郎咸平等人的原因,其实就是他们维护了社会公平公正、民众权益,阻碍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倡导者掠夺国家和民众财富、建立权贵精英资本主义和权贵精英式民主的梦想,仅此而已。

权贵精英民主的主要表现为,只有权贵精英利益集团的言论自由(不准争论),获取国家和民众财富的自由,民众只能任他们剥削、压迫的自由等等。

(二)、怎么改革开放的问题

张、郎、李等人认为,解决了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后,也就是为谁改革开放之后,那就是怎么改革开放的问题了,他们主张,改革开放不能以牺牲环境、牺牲子孙后代的生存权为代价,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倡导者则认为,发展经济就是掠夺,就是不择手段,至于子孙后代,反正他们的家人不在国内了,以后没法生存是那些穷酸没本力,智力差,按照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等待他们的是坟墓活该,谁让他们没本事呢。

其实,那些精英们如果不投靠权贵,不利用手中的权利掠夺财富,凭他们的真本事恐怕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不信放他们到美国,不准带钱,自己找工作找饭吃试试,如果他们能解决生存问题,他们就算真有本事了。 

二、为什么说只有发展“穷人的经济学”中国才真正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

谈这个问题前,我们有必要谈一下和“穷人的经济学”相对立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叫“权贵精英资本主义经济学”,因为,不搞清“权贵精英资本主义”的概念和对经济发展与民众的危害,就无法知道发展“穷人的经济学”的重要性。

(一)、权贵资本主义的概念

什么是权贵资本主义呢?以权力形式获得财富获得资本,叫权贵资本主义。以索贿受贿的方式获得财富,叫暗夺,以政策或法律制度的形式获得合法但不合理的财富,叫明抢。

(二)、权贵资本主义的危害

1、财富向权贵精英利益集团集中。

2、民众利益受损。

3、消费市场萎缩,最终导致经济的垮台。

即使我们不考虑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不考虑公平公正,不考虑民众利益,假设民众也像权贵精英们说的那样,“富人是大哥,穷人是小弟,小弟听大哥的话、大哥穿新的小弟穿旧的天经地义”,民众不为自己的利益抗争不诉求自己的利益,但权贵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国内消费市场逐渐萎缩,企业只能向国外寻求市场维持企业的基本生存状态(我国这几年已到了这种地步了),最后,国内的消费市场只存在权贵精英的消费市场,我国经济必将陷入万劫不复的灾难中去,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不发展穷人的经济学就没有中国经济真正的发展的原因。有人说权贵精英利益集团把家人弄到国外,自己藏着好多出国证件是因为他们惧怕反腐败的镇天之剑落到他们头上,其实,他们深谙我国制度有足够的自由活动空间,他们才不怕反腐败呢,他们怕的中国的经济灾难变成现实的那一天的到来。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都绝对禁止发展权贵资本主义了,也可以看出权贵资本主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极大危害性,而化解这场我国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只能是发展穷人的经济学。

“新自由主义经济”倡导者只所以摧毁传统价值观,只所以否定一切文化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观念,只所以疯狂出售他们的兽性经济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便于在思想文化的混乱中,达到大肆掠夺国家和民众财富的目的。

(三)、发展穷人的经济的理论基础

南京大学的卢映西先生,在“生产能力过剩与消费能力稀缺”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一个足可以震惊世界的观点,制约经济发展的不是经济学界奉为神明的“生产能力稀缺”,而是消费能力稀缺的问题。什么叫消费能力稀缺?就是大家没钱买东西,没钱消费。我国几乎各行各业的企业之所以到国外寻求生存空间,其根本原因就是国内没有消费市场,没有消费市场的原因就是大家没钱,大家没钱的原因就是钱到了权贵精英利益集团手中。

因此,我们可以明确的说,发展穷人的经济学就是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权贵精英资本主义就是消灭我国的经济,消灭我国的经济发展能力。

(四)、怎么才能发展穷人的经济学?

1、确立民主制度体系

没有民主制度体系的国家,是催生权力欲望,最终导致权贵疯狂、丧失基本人性的国家。

2、重构权力制约结构、权力监督结构

没有合理的权力制约结构和权力监督结构,再好的权力制度制约和监督体系也是白纸一张。

(五)、民主制度的明天

阶级是永存的,但民主制度是以保护民众共同价值观念为核心、保护各阶层合法利益为目标的专政形式,是以平等为核心的制度价值观念指导下的制度专政形式,是对破坏民众共同的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制约。需要指出的是,民众的概念是全体,不是某个阶层的人群,也就是说,全体民众不分职务高低干什么工作都是平等的,没有全体民众的平等,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公平公正,所以,到那时政府官员只能是在民众监督下行使对平等、公平公正的裁量权,也就是说,让官员在民众的监督下,永远只是拥有对民众共同价值观念的保护权。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权力拥有者只会对赋予他权力的人心存敬畏,并愿意为其服务,反之,权力拥有者只会对不能赋予他权力的人肆意践踏其合法的权利,因此,以法律的形式确保民众的选举权就成了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不然,所有美好的理念美好的向往只会受到权力拥有者的恣意蹂躏。或许,民主选举就是中国应该拥有的明天。

2007-9-5

田忠国,系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电影电视戏剧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家协会理事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在毛泽东逝世31周年的时刻,国内涌动着一股重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社会潮流,对于各种褒贬不一的说法,我们认为毛泽东最大的特点就是反权威,反精英,破除几千年来的封建迷信。他的最大的功劳就是给中国的平民百姓带来平等自由和价值人格。毛泽东是下层人民的毛泽东,不管权贵统治阶级如何痛骂诅咒,毛泽东给中国贱民带来解放。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说有破坏,也是这一群体的所为。面对封建官僚资本专制的严酷统治,平民百姓反抗的手段只有一条,那就是破坏。谁制造贫困、压迫和不平等,谁就要承受人民的反抗和惩罚。]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7-09-05 09:52:59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转发: 艾理t重新认识毛泽东 

重新认识毛泽东

艾理

2007年9月5日

事情的缘起

    今天,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对毛泽东的看法。之所以想谈这个问题,是由一篇文章引起的。最近,搜狐张朝阳在自己的博客中写了一篇《革命后代》的文章,被网媒更名为《重新认识毛泽东》后广为转载,这件事引起了我对毛泽东现象的再关注。

    我知道,中国企业家佩服毛泽东,多多少少有意学习毛泽东,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史玉柱就是一个毛泽东迷。但是,知名企业家网上发贴公开赞美毛泽东,并呼吁大家也来学习毛泽东,在我印象中还是头一次。企业家不是官员,没有必要口是心非,张朝阳的这个表态,我相信是他真诚的感受,毛泽东的事迹和精神对他帮助。其实不仅企业家,我想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在心底里不佩服毛泽东的人实在太少。

    我自己在1997年出过一本叫《东亚新文化的兴起》的书,里面有专门的章节谈到毛泽东,分析了毛泽东的文化心理结构,认为他在建国前的文化心理结构属于“内禅外法”,内在的狂禅,外在为法家,认为这样的文化心理结构极有助于摧破殖民强权,还中国独立与自主,也算是表达了我当时对毛泽东的赞美。我与张朝阳大概岁龄差不多,他说我们是革命后代,有那么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崔健说得更形象,说我们是“红旗下的蛋”,我们心灵深处有红旗在飘,这其实是一种客观的总结。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能够在毛泽东巨大力量面前保持自由独立心态并以死挑战的人是极少的,北大右派圣女林昭算一个,东北烈女张志新算一个,都是女姓,女性有时比男性更真诚和顽强。被知识界推崇的顾准,在毛泽东思想覆盖中国的威势下,也保持了自己的思想独立性。想想中国十来亿人,都被毛泽东的威力所折服,拜倒在毛泽东的光辉下。

    近年来,随着自己阅历和内心价值的变化,我对毛泽东的看法在悄然变化,开始从一种中国未来走向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毛泽东。近年来,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公开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不喜欢,网络上的“右愤”也开始讥嘲诅咒毛泽东,可以说中国社会中开始涌现出一股解构毛泽东的暗流。毛泽东留下的上亿元的私人稿费、毛泽东的男女关系等等,都成为网络热贴,学术界反毛与拥毛的辩论也时有出现。看来,围绕毛泽东评价的辩论的热度可能会逐渐上升。我相信,这种辩论的热潮会有一个开始的时候,但这种辩论却很难有终止的时候。虽然中国人还没有从毛泽东的影子中走出来,但如果能够开始对这么一个巨大的历史人物进行自由的辩论,才能说明中国人的精神活力还没有完全衰竭,才能说明中国人的精神还没有完全阳萎。

    张朝阳呼吁学习毛泽东,让我想到,毛泽东还好好活着呢,我们推进今天中国的改革,我们展望中国的未来,绕不过毛泽东去。毛泽东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或者文化力量,无论我们对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反正我们不能绕过他去,他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影响着今天,也影响着明天。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毛泽东的看法,会在不同程度不同侧面上影响着中国的走向。有的人活着,已经死去。有的人死去,他还活着。一切对今天和未来可能产生影响的人和事,无论多么久远,都还算活着。据一个调查,对西方人来说,中国最有名的人有三个,一个是李小龙,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孔子。但是,李小龙、毛泽东、孔子对西方人来说,未必是活着的因素,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老子还活着,孔子还活着,孙子还活着,韩非还活着,秦始皇还活着,汉武帝还活着,我们生活在历史传统的网络中,或者更难听的说,我们生活在阴魂交织的网络中,我们的精神很难说有多少自由。精神要有一些自由,首先要求我们敢于正视这些历史人物,把他们都拉下神坛来讨论他们。没有平等自由的精神,就建立不了自由平等的社会,没有蔑视权威的精神,就走不出被奴役状态。

    讨论毛泽东是困难的,是有顾忌的,因为他与现实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关系还没有完全割断。赞美毛泽东,没有人会来伤害你。批评毛泽东,就有人会着急,以为你是使坏心,要砸活着的人的权利饭碗。还有一些人崇拜毛泽东,认为他太伟大了,只可仰望,已经伟大到一般人没有资格来评价他。你算什么?你也配来评价毛泽东?我能理解这种心态,我自己过去就认为,评价毛泽东,有点像佛头上拉尿,不够尊重。但现在我觉得,自己过去这种态度,这其实是一种奴才心态,不值一提。麻烦的是,一些人对自己眼前权力和利益的担忧,把毛泽东封存了起来,设定禁区,不让人讨论。其实,放远点看,能否巩固权力和利益,岂在准不准讨论毛泽东!关键是能否让今天的大多数人满意。世界上的道理是相通的,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质优价廉,消费者就购买,企业就发展。政府提供的服务质优价廉,百姓就满意,政权就稳固。下功夫,要下在质优价廉这四个字上。一提起这些事就让人烦心,不谈这些事了,我们回到伟大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是“三七开”,三分过七分功。毛泽东说自己的两件历史功劳是,一件是打跑蒋介石,第二件是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时候。”中央文件提到毛泽东的错误,指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我读了张朝阳的博客,发现他更多强调的是毛泽东“成功、胜利和大无畏”的精神,这是与企业竞争有关的层面,他没有提蒋介石,也没有提文革。可见,每个人都只是从自己的需求来看待前人,生前就给自己历史定位的想法是不妥当的,在这方面,武则天留下无字碑的做法更明智一些。

个人实现

    说实在话,只要是中国人,很少人不在心底里崇拜毛泽东,批评毛泽东的,是少数知识分子。我从网上看到,现在有不少网民对毛泽东很厌恶,这完全是中国历史的新现象。人们为什么会崇拜毛泽东呢?当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猜想人们的答案可能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毛泽东个人的巨大成功,另一个方面是毛泽东敢跟外国人叫板,有民族尊严。我们每个人都会做一些事,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一想毛泽东做的这么大的事业,遇到的那么巨大的困难,他居然千难万险地成功了,他的能力毫无疑问超越我们平头百姓的能力之上,让人不得不佩服。毛泽东不仅是厉害的政治家,消灭或压服了所有的政治对手;而且还是军事家,指挥过无数成功的大仗;而且还是思想家,文章简易明快,思想深刻;而且还是大诗人,他的诗歌可算是唐诗宋词后中国古典诗词的另一个高峰,也只会是最后一座高峰;而且还是书法家,他的书法气势磅礴,令人叹服;而且还是大男人,男女情爱上无所顾忌,自由自在,很多很多的而且。他在诸多领域都出类拔萃,超越常人,令人难以想象,难以弃及,一句话,牛啊!超出想象的个人成功,崇拜超常英雄的超常成功,大概这是过去毛泽东崇拜和毛泽东令我们中国人佩服的首要原因。其实,这样的总结,如同废话,如果毛泽东失败了,谁还会料他。我这样总结,是为了引出下面的分析。

    崇拜成功者,不管他是怎么成功的,这并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专利,东西方都一样。但是,从文化心理上看,似乎我们中国人更为突出一些。例如,耶稣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对无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个失败者。让中国人崇拜耶稣,确实要克服许多文化心理上的障碍。希特勒如果战争胜利了,我想不少人也一样会崇拜他的。

    这使我想到一些更深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人判断政治善恶是非的标准,其实就是个人的成败,成则王侯败则贼,输了就是恶,赢了就是善,道德仁义总跟着胜利者走。我读中国诸子百家和二十四史,有时觉得,这些都可算是政治家成功学,个人政治成功学。中国的思想家们,更多是用个人成功来吸引读者,很少讲善恶是非问题。总之,成败得失讲得极多,善恶是非讲的极少。我想,中国这种文化心理基因的形成,可能与中国文化的原创期在战国时代有关。几百年的战乱,狡诈残暴方可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心理结构,就容易是不择手段生存下来壮大起来,因此就崇拜强者崇拜狡诈者。谋略之美,暴力之美,就变成了一种人生之美。庄子赞美神家,说神农“不以人之败而自成,不以人之卑而自高”,看来这种神农品格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心理的主体。我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并不否定那种“以人之败而且自成,以人之卑而自高”的选择。

    客观说起来,中国政治文化中,儒家讲道德仁义忠孝节义较多,孔子还讲杀身以成仁,但道家、法家则是极其功利的,是只讲目标而较少关心手段善恶的。但是,儒家的道德仁义忠孝节义,是以巩固君权官权和男权为基本标准的,其背后是更隐蔽的权力算计,是为权力服务的。毛泽东骂“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文革时批判儒家是“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样的文化心理结构,造成我们习惯于按照成败得失的算计去行动,而不是按照善恶是非的判断去行动。这样的文化心理结构,造成我们习惯用个人的成败得失来评价人,而不是按照善恶是非的标准来评价人。

    都说中国文化是伦理至上的,这要看与谁比较。如果与犹太教、基督教文化相比,我们在伦理上的善恶是非是不够力度的,成败算计至上,善恶是非只是粉饰的工具。都说中国文化讲规矩,这要看与谁比较。与希腊文化相比,我们对制度的正义性关注是不够的。因此我们评价一个政治家,很少去评价他的行为的善恶是非,更很少去评价他在制度创设方面的贡献,我们更多关心他是不是打败的敌人,是否最终赢得了个人的胜利。

    分析毛泽东崇拜,我是当成一个文化现象来分析,从中来研究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从中我们能看到这种崇拜的客观性,也能看到这种崇拜背后的心理问题。毛泽东的个人成功是超常的,毛泽东的“自我实现”是登峰造极的,这在一种不管好歹都只崇拜成功的文化心理土壤中,毛泽东崇拜将是长期的。

    为什么崇拜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克服巨大困难,灭掉所有政治对手,取得了胜利,至死都将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崇拜毛泽东的根本原因。

民族尊严

    个人成功,巨大的个人成功,我想这是人们崇拜毛泽东的首要原因。其次,我觉得是民族尊严。把毛泽东放回到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列强入侵、中国分裂、国贫民弱的时代。我们可以想见那时的中国人的内心屈辱与无奈。毛泽东则成了中国人自尊的一个精神符号,减轻了中国人自尊心被殖民列强损害的伤痛。愈是年纪大的人,愈是摆脱不开毛泽东崇拜情节。尤其是那些在海外备受欺负的老华侨,更是如此。开国大典上,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很传神,它既表达了中国人在殖民列强面前挺立起来了的民族自尊,也表达了广大劳动人民要站起来的阶级斗争理论。我相信,这句话会让当时无数的中国人热泪盈眶。面对外国势力,毛泽东有一种特有的自信与豪气,这对百年来饱受外国人欺侮的中国人来说,十分重要。抗日战争与日本人打,朝鲜战争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打,越南战争支持越南人打美国人,中印战争打印度,中苏冲突打苏联,毛泽东真没怕过外国人,他留下了一笔不怕外国人的中国精神遗产。这对把中国人从被殖民的自卑阴影中带出来,对增强中国人面对外国势力时的自信心,具有一种历史的贡献。毛泽东把“东亚病夫”这个形象彻底改变了。网上有人说,中国人的自尊是李小龙打出来的,是毛泽东打出来的,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被殖民情节在中国人心中烙下了很深的印迹,这种情节仍然在支配着许多人。杨振宁获诺贝尔奖,他说他的真正贡献,在于提高了中国人的自尊心。这种话,有自信心的美国人或德国人恐怕不会这么讲,只在丧失过民族自尊心又获得成就的人才会这样讲。诺贝尔奖,是奖给那些发现了自然奥秘,增进了对自然规律认识的人,是为了人类的科学进步,是科学奖,不是民族自尊心提高奖。杨振宁这样讲,是真诚的,因为他心中有中国人屈辱的印迹。中国人能拿诺贝奖,有助于消除中国人的屈辱自卑感,这对杨振宁来说,才是他一生的真正意义所在。老年人如此,年轻人也如此。第28届奥运会上,刘翔获110米栏冠军,我注意到他的谈话,他说:“我是冠军,我证明了中国人也能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证明了黄种人在这个项目上同样可以有所作为。”他还对记者说:“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人在短距离项目上不如欧美人。” 

    看到这样的表述,我的心情不是兴奋而是有点悲凉,我感到其实我们在心里,仍是弱势民族,仍有弱势民族的屈辱感,感到这只说明我们中国人还没有足够强大起来。非洲人在短跑上也不错,但刘翔不拿非洲人比,只拿欧美人比,这是一种微妙的心理,心里的历史对手就是欧美人。刘翔与杨振宁的心理结构是一样的,他们都将自己个人的成就的意义视为提高民族的自尊与自信。其实,这是一种被欺侮过的弱势民族挣扎求尊严的心态,不是强势民族的从容自信的心态。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运动场边,看到一个纪念碑,上面写着斯坦福大学学生取得的体育成绩。破世界纪录的有三十几十个人,获奥运奖牌的六十多个人,所以美国的冠军不会说他的夺冠,是证明了美国人的本事和尊严。这种心态是正常的,一切弱势的小国和民族都如此。我们中国开始起飞了,中国产品已开始冲向世界,但我们的心态还没有从被殖民的阴影中走出来,我们还习惯将个人的成就,抹上民族尊严的光环。看来,只有当我们不把个人的成就与民族尊严统一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民族才真正强大了。

    李小龙用拳脚功夫打败外国人,证明了中国人敢打而且能打,这是尊严。毛泽东与外国打仗,证明了中国人勇敢不怕死,不怕与外国人拼,这是尊严。杨振宁取得了诺贝尔级别的科学成就,证明了中国人在科学上有智慧,不比外国人差,这是尊严。刘翔拿到奥运短跑冠军,证明了中国人短跑不比欧美人差,这是尊严。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用各种方法争民族尊严,原因就是我们曾经太没有尊严了。在这个意义上,也许随着中国的日趋富强,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崇拜就会淡化。如果中国人继续被外国人欺负,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怀念就会继续保留甚至强化。

    也许,会有一天,我们不再从毛泽东身上求自己的尊严,我们不再从杨振宁身上求自己的尊严,我们不再从刘翔身上求自己的尊严,我们那时就成了真正有自己尊严的人,我们那时每个人都只从自己身上求尊严,中华民族也就真正成为自尊的民族了。

    前面对毛泽东崇拜原因的分析中,提到了个人实现和民族尊严两个原因,基于某种中国式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原因可能还很多,但我认为这是比较普遍的两个原因,这种分析,算是一种理解。也就是说,毛泽东崇拜,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真实基础的。甚至可以说,这两条是毛泽东留下的正面遗产。

逆文明而动的非人道主义

    今天,一想到毛泽东,我就会想到人道灾难这个问题,想到毛泽东对个体生命的冷漠,他对杀人的不眨眼睛。说到这,就会有人着急,说你也太娘娘气了,拔乱返正,不杀人行吗?但是,我对这种责问是不接受的。我对人杀人,有一种发乎生理的厌恶。现在再读《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那样的杀人赞歌,已开始有一种警惕和反感了。从硬心肠变到软心肠,这是人性的觉醒和进步。二千五百年前,老子说,战胜消灭了敌人,“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也”。战胜了敌人,不要自我吹嘘自我赞美,不能赞美自己杀人的本事。孔子诅咒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过去读这些话时,不太懂,现在似乎读了。老子和孔子的这些话,都表达了他们对生命的尊重和爱惜。仔细总结中国历史上的英雄形象,似乎英雄就是最会杀人的人。小英雄关羽之所以是英雄,是于万军中取华雄首级,是过五关折六将,是水淹七军。大英雄们是秦始皇、汉武帝,连百万大军灭数千万人。大英雄之所以为大英雄,是因为有了他们,就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说到这,也许有人会说,照这么说,军队不要了?军队本身就是杀人机器。我要说,错了,军队当然要,但军人要明白自己的使命,军人的使命不是战争杀人,而是保护生命,保卫和平。如果失去了保护生命保卫和平这个基本原则,军队就变质了,就成了魔鬼的工具了。老子说:“至誉无誉。”这最适合和平时期的军人。和平时期,军人就没有什么军功和荣誉,但正是和平才是军人最高的军功和最大的荣誉。

    我们中国的二十四史,都是政治军事的历史,在这些著作里,杀人如儿戏,人命如草芥。一个个的大活人,不过是政治家、军事家们实现报负逐鹿天下的资源和工具。我们主流的儒家思想,不过是用甜言蜜语鼓惑人们去当这种资源和工具。政权更迭和争夺,血腥熏天。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我们中国人就没有找到和平处理内政的办法,我们只是不断强化了在血腥争夺中如何取胜的办法。大规模的人道灾难不断在中国出现,这就成了必然。西方也不比中国好到那儿去,赞美战争英雄,赞美杀人本事,这是世界各国都有的文化。和平的呼叫如此微弱,以至成了懦弱、无能和迁腐的代名词。现在,只要一看到那些赞美内战的电影,我就厌恶万分。中国人杀中国人,人类杀人类,还赞美什么呢?我想起老子的话,“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也”。对他人生命的尊重程度,直接体现一个民族人性觉醒的程度,体现一个民族文明发育的程度。在这方面,毛泽东不是进步,而是退步了。他未必是以杀人为乐,但他赞美成功杀人是经常的。毛泽东自比秦始皇,并且认为比秦始皇厉害百倍。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与人辩论过,说我们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战争的起因是复杂的,在战争中杀人有时也是别无他法的。如果是自卫反击、正当防卫而伤害人,是有合理解释的。但是,在和平时期仍视人命为儿戏,造成成百上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就是天大的罪恶了!这个罪恶的责任人就是毛泽东,这是不容否认的。许多人不管这一条,还一天到晚不加取舍地对毛泽东全面歌功颂德,这是一种什么阴暗邪恶的心理在起作用?毛泽东的问题不是什么功与过的问题,而是功与罪的问题。有大功的人也不能犯大罪,而毛泽东是有大罪之人。孙志刚案让民众如此激愤,山西黑窑事件让大家如此愤怒,但大家对毛泽东大跃进的错误政治决策造成的成千上万人饿死的罪恶历史,却轻轻放过了,这只说明我们民族精神的胆怯和丑陋。在这样的意义上谈民族尊严,谈人格尊严,简直让人感到滑稽和丑恶。这个问题如果不清理,如果我们因毛泽东的成就而放过毛泽东的罪恶,那么今后我们中国仍然摆脱不了可能的人道灾难。因为这会形成一种文化心理,有大成就的人杀了人,只是过失,而过失是可以原谅的。即便这个“过失”使成千万的人非正常死亡,也是可能原谅的。从推动人类文明转型和升级的角度看,比尔·盖兹比毛泽东伟大吧,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比尔·盖兹犯下了杀人大罪,我们也认为可以当成过失放过呢?评价毛泽东,只是一句“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话,就能说明了?那怕你功高盖天,但是人命关天,造成这么多人非正常死亡,这是罪恶。不清理这样的罪恶,我们就永远陷在罪恶之中。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这不是理论问题。给你一个例子,问你几个问题就清楚了。把你生殖器割了,让你当皇帝,你干不干?我估计现在一百万个人里面,也不会有一个人愿意。那愿意的人,一定是脑子有问题的。把你眼睛挖了,让你当亿万富翁,你愿不愿意?我估计愿意的人也极少。正常人谁也不愿做这种交换。显然,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很珍贵呀,更不用说整个生命体了,这是最正常和最自然的常识。人人都知道珍惜自己的生命的,所以老子教导统治者,当你用对待自己身体的方式去治理国家,国家就治理好了。我们只要承认生命价值高于一切这个简单的标准,并以这个标准去判断善恶是非,我们就会有清晰的结论。但是,正常人的这样的生命观,显然不是毛泽东的生命观,他要的是改天换地,而改天换地又建立在他人牺牲生命的前提上,所以他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司马迁评价法家,说法家刻薄少恩,毛泽东崇尚法家并将法家刻薄少恩的这一面发展到了极致。

    我不认为那种用别人的生命牺牲来为自己的个人理想背书的人是有人道精神的,我不认为毛泽东是有人道精神的。而我们的未来,需要基本的对人生命尊重的这个人道底线。网上有言,说毛泽东可评不可骂?凭什么这么说?在我心里,生命权高于一切,生命权高于毛泽东,毛泽东有非正常伤害生命的罪过,为什么不可批判?我们要坚决批判和否定毛泽东那种漠视他人个体生命的非人道精神。继续不加区分地颂扬毛泽东,忘了毛泽东造成的人道灾难和人道罪恶,那就是在颂扬残暴和罪恶。我这样说,一定有许多人会愤怒起来,那我告诉你们。你们崇拜毛泽东个人奋斗而成功,我不否认你们。你们强调毛泽东提升了民族尊严与自信,我不否认你们。但你们认为毛泽东造成了成千万人非常死亡是可以原谅的,我否认你们。我否认你们漠视生命,我否认你们为罪恶辩护,我否认你们以杀人为美的阴邪的罪恶之心。不清算毛泽东人道灾难的罪恶,我们中国今后也不会有人道。在以残暴冷酷杀人为美的人面前,尊重生命服务生命的人道追求往往是弱小的,但只有这微弱之光才能真正照亮人类的未来,才能真正给生命带来希望和幸福。草芥人生的非人道主义,这是毛泽东留下的负面遗产。

逆历史而动的政治集权观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是复杂的,有些层面是可以肯定的,但我今天只捡一个方面来评述,一个否定的方面,我只讲讲毛泽东如何看待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地位。我认为,在这个方面,毛泽东的政治集权观是逆历史而动的,是反动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毛泽东将政治权力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所以他将一切社会资源集中到了政治权力的控制之中。毛泽东的集权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一切专制君王,超过了秦始皇。秦始皇的政治集权,没有能够延伸到经济领域,更没有延伸到灵魂领域。秦始皇是尊重民间私有经济的,是尊重民间市场交换的。秦始皇也想搞思想专制,但没有做到。毛泽东在集权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秦始皇。写《西方的没落》的斯宾格勒认为,评价一个政治家的成败,应看他是否留下可以继承的有生命力的制度。从这个制度意义上看,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是没有建树的,他不是君主集权制度的创立人,而只是继承人和发挥者。而且他所巩固的许多压制自由和破坏平等的制度,正是中国继续发展必须终结的。从毛泽东下面解放出来,中国才有政治的新生。我相信,随着中国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日趋发展,毛泽东的形象将日趋暗淡,直到为人所抛弃。
全国人民的私有财产被充公了,由政治权力统一配置。全国人民的灵魂被充公了,由政治权力来统一安排。财产权、身体权及思想权都被收入毛泽东的严密控制之中,这在中国历史上可算是空前绝后。这个“成就”,是反动的成就。

    我说毛式政治集权是反动的,是出于对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在人类漫长的农业君主制历史中,政治权力都是社会的中心,东西方都一样,差别只有程度的不同。在中国,中央政治集权是秦始皇开创的。秦始皇消灭了封建制度,建立在君主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在毛泽东时代达到了最高峰。我们大家都知道,人类近现代的政治发展趋向,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政治权力在社会中地位的跌落。政教分离,解除了政治权力对宗教的控制;市场经济,减少了政治权力对经济活动的支配;司法独立,降低了政治权力对司法的干预;结社自由,消除了政治权力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新闻自由,限制了政治权力对舆论的控制;政党竞争,控制了政治权力集中行恶的可能;选举政治,迫使政治权力不得不回应民众的意愿;言论出版自由,排除了政治权力对思想的束缚;宪政权威,使政治权力不能越出宪法为所欲为。大家看,人类政治文明的这些发展,都建立在约束政治权力这个中心环节上,目的是清除政治权力对社会自发力量的压迫和摧残,目的是保障公民的自由与平等。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必走向恶罪,这样的判断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根本前提。这是个历史大趋势,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但大家知道,毛泽东正好是逆这个大趋势而动。毛泽东将一切权利收归权力,由政治权力来控制一切。控制了宗教、控制了经济、控制了新闻、控制了司法、控制了一切。中国自秦以来,中国社会的创造力日趋下滑,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政治控制的不断强化。社会上的一切,都由君王官僚来进行选择和取舍,按政治权力的需要来进行剪裁,中国逐渐演化成一个只知道权力的社会。

   但即便如此,这种政治集权的发展,即便到清朝的时代,也没有完全侵入到经济活动和宗教活动中来。但是,这种两千多年的集权运动,到毛泽东手上终于彻底完成了。结果呢?留给了中国一个强势的政权和衰败的社会,经济崩溃,百姓衣食不全,思想死寂,民不聊生。政治权力是交易成本,没有生产性,政治权力消耗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创造,政治权力不从事生产活动,不从事物质和精神财富创造,政治集权把社会资源全部控制了,把社会搞死了,就没有足够的社会财富和社会剩余来养政治家们,这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原因。不要忘了,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正好是人类政治文明走向分权和权力制衡的历史,毛泽东正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比毛泽东顺应历史,邓小平比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和更好的福利,邓小平比毛泽东正确,比毛泽东伟大。邓小平的伟大,在于改正了毛泽东之错,减少了毛泽东之恶。邓小平对毛泽东,有继承的一面,有对立的一面,但正是邓小平与毛泽东对立的一面,才真正造福了中华。

    邓小平的改革,就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什么是放权让利?不就是归还权利吗?把那些完全由政治权力控制的权利放回到了社会中,滋养了社会,社会开始呈现活力,中国经济开始了起飞。邓小平的伟大功绩,在于减少了政治权力的控制范围,给了人民自主发展经济的权利,权利归还运动,带来了经济增长运动,这就是邓小平改革的实质。邓小平改革的成就是有限的,他没有把诸多社会权利归还人民,例如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例如出版自由权,例如新闻自由权。但邓小平改革的大方向,就是放权让利,结果放出了一个增长的中国,让出了一个日趋富裕的中国。从毛泽东的政治集权到邓小平的政治放权,这就是中国惊天动地的伟大改革。称得上伟大吗?当然。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就在于不断减少和控制了政治权力之恶。在这个层面,我们把毛泽东与邓小平相比,我们说,历史站在了邓小平一边,邓小平的方向是顺应历史的。

    今天,仍有不少迷恋毛泽东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接受毛泽东的非人道主义和政治集权。如果他们继续迷恋非人道主义和政治集权,那他们不过是历史的垃圾,是坑害中国人民的病毒,是想开历史倒车的昏人恶人。如果这样的病毒扩散,中国又会回到政治高高在上,社会被踩到政治野心家脚下的民不聊生的时代。今天中国,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平等?什么是法治?这些思考,都只有在面对政治集权之恶时,才有意义。政治集权,个人专制,这是毛泽东留下的负面精神遗产。

    读到一些毛派的文章和毛派十七人最近给中央的联名上书,总使我想起过去看到的一幅画。画面是毛泽东发出光芒的慈爱地笑着的挥手正面半身像,下面是背面的成千上万的仰望和欢呼毛泽东的工农兵广大人民群众。画下面写着一行字:献给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从画面比例看,画面人民群众中的每个人的大小,相当于毛泽东的小指头大小。这是巨大的红太阳光照下的细微众生的画像。伟大领袖毛主席是阳光雨露,中国人民是茁壮成长的小花草,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样的画面,本来无非是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曾有过的精神羞耻,但却是毛派心中的理想,他们希望用毛泽东的光芒来为他们的狂妄与无知背书,以便挤到毛泽东身边,享受不受约束的权力,占有全部社会财富,占有全体人民的灵魂,然后一起接受被愚弄的大众的敬仰和欢呼。朋友们,这样的时代不能再回来。毛泽东旗帜上有光辉在闪耀,但也粘满罪恶和千万人无辜的血。想高举毛泽东旗帜的人,你们想让大家欣赏那一面呢?

    另外,今天的讲话,是从张朝阳引出来的,但我没有批评张朝阳的意思,我不是批评张朝阳有非人道的皇帝集权梦。张朝阳是企业家,他是从自己创业之难的角度来体会毛泽东的创业之难的。我则是从中国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角度不同,结论自然不同,而每个人都有权从毛泽东复杂的遗产出,挑选自己喜欢或批判的部分。

(注:这是艾理 2007年8月26日在北京一次朋友交流会上的讲话整理稿)

 

发件人:"xuhong li" <sxsdfh@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8-23 14:56:37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为什么有人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因为: 

重新评价毛泽东才能坚定民众改革信心

李旭红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关于改革的争论又一次喧嚣尘上。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的讲话坚定了改革支持者的信心。他清醒地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这让人感到欣慰。

    目前这场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实质上恰恰是对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成果的肯定。在这场争论中,人们更多地是关注以往被忽视的公共利益。这对于长久以来信奉“自扫门前雪”哲学的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如果没有这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很难想象这样的讨论能够如此吸引公众眼球。

    诚然,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低效是引发这场讨论的重要原因,是对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一种思考。但不可否认,人们公共意识增强才是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就是让人们公共立场上思考民族意识,认识到中华民族不是一个人类社会的优秀民族,与世界许多民族比还有很大差距,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抛弃民族劣根。

    在一个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国度,小农意识已经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骨髓。在他人利益遭到侵害时,大家都冷漠地以“自扫门前雪”态度来保护自己,最终也让自己成为这种处世哲学的牺牲品。 如今国人这样关注这场讨论,正是对这种哲学的反思,是民族进步的体现。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可以肯定地说,国人还会处于一种愚昧无知的生存状态当中,不会找到与人类优秀民族的差距,不会知耻而后勇。

    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一千年来最伟大的一项壮举,它打开了整个民族通往光明的窗口。但也不能不认识到,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现在理解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的。这也是改革开放是坚持还是放弃,所引发争论的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刻意回避了一段历史,在深化改革的这一重要阶段,原有理论存在着重大缺陷,并让人因此产生了怀疑。 在后70年代逐渐成为主流社会人群,40、50年代大量退出主流社会这一交替时期,对历史的还原程度不够,才是改革开放的最大隐忧。

    虽然党和国家早就做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结论,但毛泽东始终是上层建筑忌讳如深的问题,采取的大都是回避态度,媒体更是不敢涉及这类话题。由于始终没有对毛泽东本人做一个客观系统的评价,让毛本人还保留着神话般的形象,所以在社会转型期内,当人们在遭遇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诸多问题的时候,自然有人将目光退回到那一时期。

    对于年轻人来说,那一时期是神秘的,是充满诱惑力的,甚至有些崇拜的,以至于他们会盲目轻信对于改革的指责。

    接下来的改革,将比以前所有的改革更复杂,更艰难,还会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如果以后由对历史真相了解不清、对改革开放信念坚定不足的一代人,掌握了主宰民族命运的权利。那么他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是否会转向,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否会毁在他们手中,现在还真的很难下结论。

    为了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牢牢把握民族发展方向,还原毛泽东的历史真相,应该是当前继续深化改革一项极其重要工作。认识不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将会危及整个民族,决不能再让年轻人以佩带、或悬挂毛泽东的各种饰品为荣。

    要有勇气告诉年轻人真相,现在所说的新中国,是指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在此之前的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基本就是封建王朝的延续,与新中国这个伟大的称呼无关。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毛泽东不过是将中华民国的称谓改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于伟大领袖、人民大救星这样强加给我们的修饰词,跟他边都挨不上。

    纵观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国家领袖和政权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进行大规模的组织摧毁破坏。秦始皇没有,塔利班也没有,但毛这么做了。

    这种破坏程度,甚至已经远远超过了日本的“侵华战争”。国破了,还可以重整山河,但文化毁了,留给民族的是永远的伤痛。

    有人估算,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了“二战”时期,全世界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总合。虽然对这一数字,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但这段民族灾难史却是不应该被回避,否则是对子孙后代的不负责任。

    我们不仅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青山绿水,也要给他们留下一段客观真实的历史真相,让他们知道如何才能摆脱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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