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毛主席诞辰日,为了纪念毛泽东诞生114周年,张宏良教授特地写了下面这篇文章,再次论述他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观点,即区别于“精英政治”的“大众政治”。当下的中国,整个社会还基本笼罩在“精英政治”和“法制政治”的思路之下,只有少数人认识到大众政治和道德政治的重要性,包括此组文章《文革是基层群众的革命吗?》的作者郑海泉先生,可能也没有明白大众政治的意义。所以,在这组文章中有很多不同观点,请大家对照看看。但可以肯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这是由每人的视角和身份不同而决定的。但中国社会必须要找出一个能使中国比较好地发展的政治。这个政治不可能完全是西方的法制政治,也不可能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政治,但必须是两者的结合体。抛弃了哪一端中国社会都会出问题的。]

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7年12月26日

目录

张宏良:《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纪念毛泽东诞辰114周年》

高锋:《瑞典社民党是怎样使工人摆脱剥削的》

田忠国 :《“大道畅行”才能权畏于民 》

郑海泉:《文革是基层群众的革命吗?》

康新贵:《金字塔权力组织结构需民众权利来约束》

荷戟:《剖析中国的宏观经济——兼论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

翟玉忠:《全盘西化及其制度基础——兼论东方文艺复兴》

郭松民:《张五常新劳动法养懒人的悖论》

何必:《劳动合同法颁行引发失业狂潮》

丁 力:《小说连载:高位出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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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

——纪念毛泽东诞辰114周年

张宏良

2007年12月26日

    我们纪念毛泽东,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使百余年被西方列强踩在脚下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历史上第一次翻身当了主人,同时还在于毛泽东创造了与新经济时代相适应的大众政治文明。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军事技术向民用领域转移,推动世界经济进入了二十多年的黄金时代;并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孕育爆发了人类历史上两场最伟大的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西方国家的新技术革命,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分别奠定了新经济时代的文化和技术基础;新技术革命又经过二十多年的产业化发展,形成了以信息产业、金融证券业、生物产业和文化产业为代表新兴产业,把人类社会推入了人本主义的崭新时代,这是比农业社会取代蒙昧社会、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更加伟大的社会历史转变。

    以新兴产业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与现有的在工业社会中形成的集团政治形成了尖锐冲突,在客观上需要新的政治文化与之相适应。这个新的政治文化,就是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探索形成的大众政治制度。如果说目前世界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的转变,由传统经济时代向新经济时代的转变,是新技术革命和新兴产业发展的结果,那么,人类社会由大众经济取代资本经济、大众政治取代集团政治、大众文化取代精英文化的历史大潮,则是对毛泽东文革理论强有力的历史验证,并且会在客观上推动这一理论更加发扬光大,成为21世纪大众政治制度发展的思想先导和理论基础。从人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大潮中可以发现,毛泽东不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毛泽东,同时也是并且将越来越是世界人民的毛泽东,如同胡锦涛主席所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伴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大众政治时代,整个世界都将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最大的贡献。

    世界正在进入新的伟大时代,中国却面临着内乱和解体的危险。这是由中国改革的历史性质和内在逻辑决定的,中国即将展开的以精英分权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把中国推向内乱和解体的道路。如果说私有化的经济改革使中国人民失去了家产,殖民化的对外开放使中国人民毁掉了家园,那么精英化的集团政治改革,有可能会把中国本身变成一个历史概念,使中国成为继苏联之后第二个解体的东方大国,只是解体后的状况会更加糟糕。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各个国家,由于完好保留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共同的文化资源,彼此能够和平共处,人民并没有遭受太大的动荡。而中国解体一旦发生,已经崩溃的道德体系和濒临崩溃的生态环境,以及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将使整个社会立刻陷入可怕的生存危机和无休止的内乱之中,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中国人民都会付出极其惨重的巨大代价。之所以说是改革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抢劫式的私有化改革和权力买卖的市场化改革,将社会完全撕裂为彼此仇恨的贫富两个极端和没有丝毫价值认同感的无数碎片,彻底摧毁了国家统一的社会伦理基础,所有社会群体包括依赖国家机器发了大财的权贵集团,都对国家失去了基本认同感。

    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当初国共两党杀得血流成河,但是至少在中华民族利益上彼此是认同的,今天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无论彼此多么对立,在美国国家利益上彼此也是认同的,可目前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不仅在国家、民族、公理、正义等维系社会的基本问题上失去了认同感,甚至连彼此对话的语言认同感都失去了。失去基本认同感的国家比肥皂泡还脆弱,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化为乌有,当初清军入关后在长江以北半个中国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第二次鸦片战争数千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区区上千日军能够成功发动“九一八”事变,无一不是各种社会力量丧失了国家认同感的结果。当代表国家的官僚权贵达到邪恶顶端时,任何入侵者都将是老百姓可以接受的,至少会给老百姓一个希望,哪怕是纯粹空幻的希望。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危难时刻更加糟糕的是,在抢劫式私有化把社会撕裂为碎片的同时,经济殖民化发展又把国际垄断资本引入中国,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力量,并与地方官僚买办势力融为一体,一旦分权式政治体制改革到位,这些外资马上就会浮出政治水面,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和分裂中国的在华势力,再现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那种混乱局面。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与国家利益相对立的社会集团,并且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与国家利益形成对立,这种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矛盾现象同样是改革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中国私有化改革属于印地安式改革,如同当初武力占领美洲的白人一样,强行宣布自己是全部财产的主人,唯一不同的是,当初白人几乎把原来的主人印地安人全部杀光,中国则是把原来的工厂主人工人全部赶走,宣布财产已被“管理层收购”,即所谓MBO。当全部中小企业都被“管理层收购”以后(之所以是打引号的收购,因为收购者并不支付一分钱),整个国家资源便成为收购对象,只是对国家资源的收购不再限于管理层,而是联合外资共同收购,以几乎白送的价格卖给外资,从外资那里获取巨额回扣。

    这种把整个国家资源和以往创造的全部产品迅速变现的私有化方式,虽然在极短时间内创造了一个震惊世界、庞大无比的富豪群体,并为西方发达国家贡献了惊人的巨额财富,但是却遇到了一个无法跨越的伦理障碍:中国富豪群体获得的巨额惊人财富没有任何合法性依据,在执政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无法找到占有这些财富的伦理依据。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包括最野蛮抢劫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都没有过的“非法占有现象”。以往各个社会无论其贫富分化多么严重,无论其财富掠夺方式多么残酷,但是至少都符合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政治伦理,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合法性,在没有提出新的政治伦理之前,这种财富占有方式就是神圣的合理的,任何侵犯行为都没有合法性依据,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富人理直气壮的道德基础。而最近几十年的中国,无论是扒房子圈地,还是抢劫企业出卖资源,所凭借的全部理论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有本事的吃肉,没本事的喝风!是非对错暂且不论,这种流氓土匪山大王的伦理法则,无论是站在古老东方文明的立场上,还是站在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立场上,都与国家的政治伦理格格不入。这就使目前中国的利益集团陷入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尴尬境地,获取的惊人财富不仅没有给自己带来荣誉的光环,把自己推上社会羡慕的荣誉顶峰,反倒背上沉重的罪恶十字架,成为社会讨伐的目标,成为社会所有邪恶的集大成者,在整个社会的诅咒中滑向由仇恨构成的恐怖地狱。

    可以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财富集团同时也是荣誉集团,像目前这种财富集团却成为邪恶集团的现象,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中国的利益集团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丧失了任何精神家园的流浪野狗,无论按照任何政党任何国家的政治伦理来衡量,他们都是一群天良丧尽、人伦尽失的刑事犯罪分子,其罪行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哪怕是已经在地狱安家的邪教组织。中国利益集团的这种特殊历史地位和犯罪性质,决定了他们绝不会像其他国家的利益集团那样去维护和扩大民族利益,如同当初德国纳粹集团和日本军国主义集团那样,而是一定要把中华民族推向解体。尽管目前他们还会打着共产党的旗号继续掠夺,但是他们知道,共产党这个名称本身就决定了其不可调和的历史敌对性质,一旦共产党的政治基因复活(文革决定了这种政治基因随时都会复活),等待他们的将是毁灭性灾难。毛泽东生前曾说,文革不是一次,以后还要进行许多次。虽然中国利益集团对毛泽东本人全盘否定,但是对于毛泽东的预言却从来不敢掉以轻心,30年来一直坚持不断地反对所谓极左,就是担心共产党的政治基因复活,再次爆发文革。集官僚、买办和汉奸于一身的民主社会主义,天真地以为只要把共产党改成社会民主党,就能逃避历史清算。而这个集团的主流却十分清楚,只要共产党一消失,中国民众的革命清算立刻就会火山般爆发,并且这种清算会遍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所以对他们来讲,不管共产党继续存在与否,只要中国还存在,中华民族还存在,就无法逃避最终被清算的命运,唯一安全的选择,就是中国分裂,中华民族解体,所有罪行都会随着中华民族的消失而烟消云散。

    改革三十年来,已经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台独、藏独和疆独三大分裂势力,加上利益集团这股最大的内部分裂势力,终于让百余年一直图谋肢解中国的西方势力,第二次找到了之配合的国内政治力量。曾占据了中国历史三分之一时间的内乱分裂的巨大魔兽,正煽动着令人颤栗恐怖的黑色翅膀,悄悄飞临中国上空。那个老人终于可以安息了,早在八十年代他就说过“我死了,某某(指子女)他们也活不成”,为了让子女在自己死后能够活下去,就只有让中华民族活不下去。这是家族利益和民族利益发生矛盾的必然结果,要做慈祥的父亲,就只能做民族的罪人,不可能再有第三种选择。而肢解中国的方法,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摧毁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建立精英分权的集团政治体制,把中国重新变成一盘散沙,为西方国家肢解瓜分中国创造制度基础。或许现在许多人还意识不到以精英民主为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悲剧命运,如同经济体制改革初期人们意识不到私有化改革的悲剧命运一样。

    如果最初人们就知道私有化改革的结果,就是人们重新被压在三座大山下面,就是上千万妇女沦为娼妓,就是下岗工人用自行车驮着妻子去当舞女,就是妻女亲娘含着眼泪把父兄儿子送进不见尸骨的黑煤窑,就是每年数百万人因看不起病死在医院外面……,恐怕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欢呼这种改革。人类命运的悲剧性质就在于它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发展过程:当人们能够改变悲剧命运的时候,往往意识不到悲剧结局;当人们意识到悲剧结局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了,已经失去了改变悲剧命运的机会。中国改革精英独有的邪恶品质,更是加重了中国百姓的悲剧命运。主导中国改革的精英集团一直都是依靠谣言和诈骗推动改革,他们直到现在仍然炫耀中国的改革过程就是一个拐卖妇女的过程,先不说到哪里去,一路也都瞒着你,等到了地方把你卖掉你再知道已经晚了。所谓“打左灯向右拐”“目标天津谎称是廊坊”等,都是他们不断炫耀的欺诈伎俩,善良的中国人民就是这样一步步被骗得浑身精光失去一切的。中国人民已经被私有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拐卖过一次,绝不能再被精英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二次拐卖;如果说私有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让老百姓失去的只是国家主人翁的地位,那么精英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会让老百姓失去国家本身;失去在国家中的地位还可以恢复,一旦失去国家本身将意味着彻底毁灭。

    经济殖民化,已经使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精英民主化,将使中华民族立刻陷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要么通过实行精英民主的集团政治制度,使国家陷入内乱、分裂,最终走向解体;要么通过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变肥大国家为强大国家,重建人民的主体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世纪性崛起。许多右派和中间知识分子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建立民主政治的说法,是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纯粹废话。自有人类文明以来,任何政治体制都讲民主,只是民主的内容和范围有所不同。集权政治的民主,是只限于权利集团内部的民主,是只有政治精英享有的民主,其他集团和人民大众则被排除在民主范围之外;集团政治的民主,则是权利、资本和知识三大精英集团之间以及他们集团内部的民主,属于精英民主,人民大众则被排除在民主范围之外;只有大众政治的民主,才是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民主。

    中国的资本集团和知识精英集团为了从权利集团那里获取更多的利益,权利集团内部也为了利益瓜分更加均衡,便努力编造了集团之间相互制衡比单个集团控制社会更加优越的谎言,什么多党制衡优于一党专制、民主分权优于集权专制等都属于此类谎言。如果孤立地来看,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但是和现实一比较就会发现完全是谎言,他们所谓的民主分权,是把广大民众完全排除在外的一种精英集团内部的分赃游戏,不仅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通过各个集团之间相互制衡,在客观上部分地反映民意,反倒是三大集团联合起来形成铁三角,共同欺压老百姓,使老百姓陷入更加绝望的悲惨境地。权利集团借助资本集团的市场力量买卖权力,把公权变现为私产;资本集团借助权力集团的政权力量强取豪夺,把社会财富据为己有;知识精英集团为官求财的奴才本性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完全成为权利集团和资本集团豢养的宠物,唯一的功能就是如何讨好主人,获取一块更大的带肉骨头。

    如果说集权政治条件下老百姓只是遭受一个集团的掠夺,那么铁三角式的集团政治将使老百姓同时遭受三个集团的掠夺,如果说强奸是一种罪恶的话,轮奸则是一种更大的罪恶,不能因为强奸是犯罪,就用轮奸这种更大的犯罪来取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卑鄙就在于他们打着反对强奸的口号,大肆宣传轮奸是一种文明和进步。可以说,在反对人民行使大民主的问题上,中国三大精英集团不仅立场完全一致,甚至不共戴天的仇恨程度都大致相同,他们是在排除大众民主的前提下反对集权专制,如果在集权专制和大众民主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集权专制。其实,他们所谓的集权专制本身就是在否定和镇压大民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30年来他们一直把文革中的大民主妖魔化为“空前的历史浩劫”。可见,中国精英集团所谓的集权和民主不过是他们“放牧百姓”的不同方法,无论放牧方法怎样改革,放牧者都不能和猪马牛羊享有同等民主权利,这就是中国精英集团实行民主改革的实质。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不能走仅仅实行党内民主的集权政治道路,也不能走实行精英民主的集团政治道路,只能走实行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道路,这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世纪性崛起,实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经过多年探索创建的大众政治制度,继承和发展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最优秀成果,是自人类民主意识觉醒以来的数百年间,历经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三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革命锤炼形成的民主政治的最高形式,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高形式的民主,是毛泽东思想中最辉煌的思想精华,是毛主席留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整个世界人民的最珍贵的思想遗产。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集大成者,毛泽东生前已经勾勒形成了大众政治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

第一,四大自由为代表的公民民主权力保护制度。

    通过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的权利,拆除自由表达民主诉求的权力门槛,资本门槛和知识门槛,是大众政治制度的首要原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贡献。以往所有文明社会都在讲民主,但是却设立了除统治集团自身之外所有人群都难以跨越的历史门槛,资产阶级革命拆除了民主的权力门槛,却保留着资本门槛和知识门槛,同样把除自身之外的所有人群阻挡在民主之外,虽然社会主义革命又拆除了资本门槛,但是包括文革前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拆除知识门槛,人们仍然只有通过发表论文专著才能表达自己的民主诉求,老百姓发表不了论文专著,也就表达不了自己的民主诉求。特别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拆除知识门槛,甚至后来还逐渐地恢复了民主的权力门槛,这种悖逆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历史倒退现象,最终导致了八十年代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崩溃。从所有宗教倡导的众生平等,到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的天赋人权,再到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全人类解放,无不包含着对每一个人的生命、尊严和权利的尊重,无论他是什么人,无论他有没有权力,有没有财产,有没有知识,他都拥有表达自己民主诉求的权力,这是人类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力。“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让普通百姓跨越权力、资本和知识三大门槛,拥有了自由表达自己民主诉求的方式,拥有了反抗顶头上司等官僚压迫的政治手段,拥有了抗衡专家学者等“反动学术权威”的文化手段,把中国推上了世界人权发展的最高阶段。可以说,载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的《文革宪法》,是人类民主政治发展史上超越《五月花号文件》《拿破仑法典》等所有里程碑的最伟大的法律文件。

    虽然四大自由代表的人民民主制度在中国暂时失败了,但是它对整个世界已经产生和将要产生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六十年代的美国黑人运动、欧洲及世界各地的民权运动,无不是在中国文革推动下爆发的,连美国人自己都承认,六十年代的《人权法案》就是为应对中国等共产党国家的人权责难而形成的。今天美国资本市场上形成的司法制度改革,由富人法律制度向穷人法律制度的转变,同样贯穿着四大自由的基本精神,比如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就是一种制度化的大字报形式,所不同的只是当初中国人的大字报是贴在墙上,现在美国人的大字报是贴在法庭上。当然,大字报最适合的地方是贴在网络上,站在网络时代来看四大自由,就会发现它的伟大的时代意义,网络为大众民主提供了技术基础,四大自由为大众民主提供了制度保障,二者共同构成了大众政治时代的基本特征。四大自由和网络发展相结合所形成的大众民主的时代潮流,将是推动中华民族克服危机、走出浩劫、浴火重生的强大动力。

    就目前中国现实斗争来讲,恢复四大自由的宪法地位也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关键地步。13亿中国人民的民生要求之所以受到压制,胡锦涛新政的民生路线之所以难以贯彻,就在于官僚买办集团通过控制媒体和网络,在中央和民众之间设置了一道防火墙,处于彼此隔绝状态的中央和民众只能各自单独面对官僚买办集团,单独面对官僚买办集团的中央和民众不仅软弱无力,甚至完全处于官僚买办集团的操纵之中:在中央面前,他们用民众的名义要挟中央;在民众面前,他们又以中央的名义镇压民众。中央要约束他们,他们指责是集权专制,叫喊应该党政分开和民主分权;民众要约束他们,他们又咒骂大民主是历史浩劫,应该坚决打击无情镇压。当初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对付毛泽东和人民大众,四大自由就是在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反对官僚买办集团的斗争中产生的。文革结束后他们卷土重来,又用这种方式搞垮了华国锋,现在又在使用这种方式对付胡锦涛新政。领袖一旦失去民众必将一事无成,民众一旦失去领袖必然一盘散沙;恢复四大自由,拆除网络管制的防火墙,实现领袖与民众的直接结合,是胡锦涛新政成功的关键环节。普京之所以有力量制住俄罗斯的权贵集团,就在于他拥有民众并且在关键深刻敢于发动民众;俄罗斯的民众之所以在财富分配上占绝对优势,就在于他们直接拥有普京;俄罗斯的权贵集团之所以不敢胡作非为更不敢卖国(如果俄罗斯的权贵集团卖起国来,恐怕GDP一年之内就能超过美国),就在于在联合起来的中央政府和民众面前,他们的力量相对十分软弱。中国的官僚买办集团之所以从宪法中删除四大自由,并且30年来一刻不停地妖魔化四大自由,提起大民主便恨得咬牙切齿,就在于他们十分清楚,一旦恢复四大自由,中央将变成强大的中央,民众将变成强大的民众,国家将变成强大的国家,他们勾结外资强取豪夺百姓、任意宰割国家的时代将会彻底结束。

第二,人民主导的政治权力结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和人民政府制度。

    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和人民政府制度组成的中国政治制度,远远超过西方国家以参众两院为基础的代议民主制度,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的伟大政治创举,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政治制度。由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和不同政治家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可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的政治创造能力和政治激情,提供经过多方较量、反复斗争和详尽论证的最佳政治方案;然后交由普通老百姓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择,由于人大代表的绝大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会按照天道公理和自身利益进行选择;选择以后便成为法律,交由人民政府去执行。这种权力结构既能保证由最优秀的政治家来设计制度,又能保证由人民直接选择和制定制度,而西方国家的参众两院由于身兼制度设计和制度制定双重功能,很难保证最终制定的制度符合人民利益。可见,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根本不需要动大手术,只要将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和人民政府制度名副其实并加以完善就完全可以,就一定能够消除覆盖整个社会的腐败现象。目前中国的全面腐败和对百姓肆无忌惮地欺压掠夺,并不是中国政治制度本身的弊端,而是上述政治制度被人为扭曲的结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腐败现象绝不是发展过程中客观形成的,而是主观设计的结果,是中国权贵集团从内部改变国家阶级性质的历史阴谋发展的结果。

    改变对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主要是通过不断改变代表身份实现的。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人民代表大会,来自生产第一线的普通劳动者代表超过80%,绝大部分是与公有制经济生死相连的工农代表,并且大都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显然这是私有化改革的最大障碍。毛主席逝世后江青之所以把全部精力都扑到理论上,努力为来年三月份人大选举做准备,内心依靠的就是这批工农代表。为了彻底清除这批代表,便以“建设四个现代化更需要老黄牛”为借口,用一大批听话的老工人老农民替换掉了那些所谓“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具有造反精神的代表;替换上来的那些老工人老农民虽然听话,但是却对私有化改革没有任何兴趣,于是便又以提高执政能力为借口,用老干部替换掉了老工人老农民,这个时候人大代表中的普通劳动者已近乎绝迹,人大代表已经开始变成官大代表,只是这些官已经退休;后来随着私有化的推进,这些抛头洒血打江山的老干部身上固有的社会主义政治基因开始复活,变成了私有化改革的严重阻力,于是这批老干部的政治生涯也就走到了尽头,被“知识化、专业化”的口号赶出了人大,天生懦弱矫情的知识分子被塞进了人大,并且绝大多数都是对共产党和共和国怀有刻骨仇恨的当初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右派知识分子进入人大,完成了私有化改革的历史任务,建成了权钱交换的市场经济,只是他们稍微向前多跨了一步,想搞西方的政治制度,于是便又被官僚集团所取代,包括各个地方的人大主任都由党委书记来兼任。到此为止,作为中国人民伟大政治创举的人民代表大会,从里到外变成了官员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分组审议和讨论,又以行政区划为单位,以地方最高党政领导为中心,人民代表大会便彻底变成了地方党政干部会议。比全国人大代表官员化更可怕的是,地方人大代表越来越多地被黑恶势力所控制,不仅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甚至正在变成欺压人民的工具。人大代表的官员化,使各级政府彻底摆脱了监督和约束,可以随心所欲地占有和出卖国家资源,从而也改变了政府的人民性质,使中国官员成为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约束的最舒服的官员,中国完全变成了权力和资本的理想天堂。

    改变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主要是通过堕落实现的。政治协商会议本来应该是政治家聚会的场所,只是政治家的聚集无论其政治观点如何,都会燃烧起理想主义的大火,这是中国的权贵集团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中国权贵集团的阶级性质和根本利益需要堕落,需要整个社会的全面堕落,首先是政治的堕落。于是便开始了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污浊化,把社会各个角落的三教九流、五精八怪、鱼鳖虾蟹、歪瓜裂枣统统塞进政协,政协里除了没有应该有的政治家之外什么都有,把事关国运的政治协商会议变成了名流俱乐部,后来随着“身份出国”大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名流获得了外国国籍,政协又变成了万国俱乐部,一大群嘻嘻哈哈的外国人在商讨中国的大政方针,你说国家荒唐到了什么程度,危险到了什么程度,又把国人侮辱到了什么程度!恐怕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议会是由外国人组成的第二个国家了。目前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正在努力恢复人大和政协的原有性质,可是这么好的事情却只能通过内部文件的形式偷偷地做,为什么要偷偷地做?因为又怕引来右派叫喊“干扰民主破坏法制”的责难,可见,目前中国的希望仍然只能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寄希望于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

第三,建立中国式的权力约束机制:把官僚集团置于中央和民众的双重约束之中。

    在共和国整个权利结构中,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更为复杂的是人民政府制度。由于历史的限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还都不可能直接由人民掌权,而只能由各级官员作为人民勤务员代替人民掌权,如何防止新的国家官员由人民勤务员变成欺压人民的官僚集团,使社会主义革命再次重蹈历史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的悲剧,这是除毛泽东之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甚至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后来所有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对于中国来讲,能否成功地把官僚集团置于人民的直接监督和约束之下,还有着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特殊意义,中国历史上三分之一的内乱分裂几乎都是由官僚集团造成的,要么是官僚集团势力做大,逼宫篡权导致内乱,形成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要么是官僚集团嗜血残暴、逼民造反,酿成天下打乱。所以,历代统治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努力控制好官僚集团,并且除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之外大家都懂得,依靠官僚集团本身来约束官僚集团是根本不可能的,如同用左手不可能防止右手盗窃一样,目前中国的腐败之所以难以遏制,就是依靠纪委监察部门等官僚机构自我约束的结果。对官僚集团的约束,只能依靠外部力量。

    中国封建社会采取了皇亲国戚和宦官太监这两种外部力量进行监督;皇亲国戚在利益上和皇帝是一致的,和官僚集团是分离的;宦官太监没有后代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只能依附于皇帝;这两种力量在客观上能够对官僚集团形成监督和制约。但是这种权力制约方式有一个致命弊端,就是必须有一个十分强大专制的铁血皇帝,只要皇帝稍有软弱,就会发生或者豪门干政或者宦官专权的所谓“集体领导”的极端黑暗的政治局面,明代魏忠贤的宦官专权、祸乱天下就是一个典型。中国历史上“集体领导”的极端黑暗恐怖,以及内乱割据的极端惨烈,是历史上老百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重要原因。除使用外部力量的约束之外,许多朝代采取了破格提拔平民政治家进入朝政,形成布衣将相格局,采用吐故纳新的方法不断刷新官僚集团的内部成分,通过新老官僚之间互相制约的方式约束和控制官僚集团。现代西方国家则是采取了三权分立的代议民主制的方法,这个方法在西方国家能够成功,一是由西方国家分权制衡的历史决定的,西方国家一直是皇权、教权和知识分子三大力量相互制衡的历史;二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决定的,西方国家对官僚集团的制约不是通过人民,而是通过资本实现的。显然,中国不具备采用西方国家权力制衡的社会历史条件。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古代吏治教训和现代西方国家分权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式的权力约束机制,把官僚集团同时置于中央和民众双重约束之下,形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约束体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有效的约束方式。

    自上而下的约束方式,主要是吸取了中国古代吏治的经验教训,把布衣将相的格局建立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直接选拔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分子进入党政最高领导层,通过不断吐故纳新来保证最高决策层具有来自人民的新鲜血液,为防止这些布衣将相再次脱离人民群众,专门制定了“三三制”的工作原则,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这套制度保证了中央最高层和人民群众具有直接的血肉联系,任何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案都很难通过。文革后期曾经一度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对此深有感受、切齿痛恨,文革结束后再次主持工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坚决打倒和清除那些直接来自基层的所谓“火箭干部”“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干部”,并且为干部提拔设置了严格的“台阶论”,即提拔干部必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不能越级提拔。“台阶论”在两个方面保证了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一是逐个台阶进行筛选,能够保证百分之百地把那些具有平民意识和造反精神的所谓“极左分子”过滤掉;二是经过官场绞肉机的逐级搅拌,筛选出来的干部都是没有骨头皮的软糊糊一团,能够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型外交关系。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让陈永贵去主持对外开放,这个不肯吃亏的农民绝不会把国内发行价十几元的股票,一元多卖给外国人;直到被隔离审查前还拿着工人工资的副总理吴桂贤,也不会用武警逼着工人不准罢工地为外资干活。

    自下而上的约束机制,主要是借鉴了西方国家分权制衡的民主约束制度,只是民主约束制度不再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其实,认真分析西方国家的权力制衡制度就会看到,西方国家的权力约束之所以有效,并不在于三权分立,而在于它的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舆论自由,把所有官僚都直接暴露在大众视野之内,稍有不慎便被舆论拿出来在公众面前暴晒,不用公众出手,仅政敌之间的残酷绞杀就足以让所有官僚都战战兢兢;社团民主,既能够把分散的公众组织起来进行有序斗争,又不会动摇政党统治的基础,美国那么多年都是两党轮流执政,永远搞不出第三个党,就是因为社团民主只威胁官僚约束政府,而不威胁政党利益。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的这些优点,被一代政治大师毛泽东,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发挥的淋漓尽致,达到了人类历史上自由和民主的最高水平。一是前面提到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强大舆论压力;二是社团民主又形成了地动山摇的强大组织压力。可以说,中国文革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社团民主发展最壮观的时期,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各类战斗队、宣传队,以及形形色色的各种群众组织,可谓是祖国山河一片红,人民大众第一次成了政治生活的主人,不用申请不用注册不用向任何官老爷乞求,几个人一商量,一个新的政治社团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领袖就出现了,无论就单独个体的政治权力而言,还是就人民大众整体的政治权力来说,都达到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实现形式。

    在那样一个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理想主义大火熊熊燃烧,贪污一元钱会有数十上百个战斗队等着你交代的年月里,怎么可能会有贪官污吏!又怎么可能会产生贪官污吏!这就是中国官僚集团历尽30年仍然对那个时代充满深仇大恨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许多自由主义右派,一方面口口声声推崇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一方面又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那个超越任何西方国家的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的时代。要知道,只是在21世纪的最近几年,一些自由民主最发达的北欧国家才刚刚达到社团无须注册的程度,而我们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达到了。所以大家翻看一下那个时候的国内外报纸就会发现,如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言,毛泽东时代在人权问题上,中国处于攻势,美国处于守势;只是到了邓小平时代才颠倒过来,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变成了攻势,中国变成了守势。社团民主对权力的强大约束作用,从前些年美国纽约市长访问上海的观感中也可看出,当时纽约市长问上海市长:“上海城市建设这么快哪来的土地?”上海市长一句回答让纽约市长差点儿晕过去:“扒房子!”,纽约市长说一个纽约市200多个社团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几乎所有的城市政策这些社团都要过问,别说连做梦都不敢想去扒市民的房子,甚至连关起门召开市长会议都是罪过,所有市长会议都必须公开。这个纽约市长所抱怨的,和我们许多官员对文革控诉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文革结束后,虽然没有像取消四大自由那样在宪法中取消结社自由,但是却设置了一个“理发师悖论”,展示了第二代领导人高超的政治智慧:民政部规定,成立社团必须有省部级批文;到省部级获取批文,又必须有民政部批准。

    这样一来,社会约束权力集团的两大手段全部被斩断,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解除了对权力集团的任何约束,权力集团第一次达到了为所欲为的最高境界,并且为了巩固权力集团的财富基础,同时也解除了对资本集团的任何约束,权力和资本成为社会运转的两大轴心,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能使磨推鬼,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双轴心运转的社会,双轴心的疯狂运转吞噬掉了社会的一切,中国老百姓也陷入了双重悲剧之中,文革中曾经达到了自由和民主顶端的中国大众,作为历史补偿又被打落到另一个极端,不仅不敢再去奢想约束权贵集团,自己的财产能保留到明天天亮就已属万幸,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天堂。所以浙江一个小小的车管所长才能包养100多个情妇,上海滩一个小瘪三才能一次拿走政府40亿社保资金,几个金融官员才能贱卖银行股一年就损失1万多亿。失去了约束的权力比任何妖魔鬼怪都更加可怕。

第四,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体制。

    文革结束后中国迅速陷入历史上最腐败时期的根本原因,就是恢复和发展了封建社会的权力法则:升官发财。发财是目的,升官是手段,千里做官只为财,一朝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特别是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开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大规模的权力买卖市场,当官成为最大的暴力产业,所有权力的市场价格都在暴涨,特别是当教育和医疗的权力进入市场以后,不仅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包括知识精英也加入了暴富行列,大家一起欢呼改革总设计师的伟大。其实,权利结合、纵官逐利,是封建社会的固有法则,根本不需要任何设计,如果非要说设计不可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在规模上成千上万倍地扩大了而已。对于现代国家来讲,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国家来讲,真正需要设计的是如何建立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利制度,防止通过权力买卖,把有限的公权变成无边无际的私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毛泽东才是伟大的总设计师,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设计出了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制度,切断了升官发财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是中国官僚集团提起毛泽东便恨得咬牙切齿的一个重要原因。文革后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职务变动不再和工资、待遇相联系,无论是工厂厂长、大学校长、国家部委的司长部长,地方的市长省长,工资收入都可能低于普通百姓,甚至出现了仍然在农村拿农民工分(陈永贵)、仍然在工厂拿工人工资(吴桂贤)的国务院副总理,这就是政治局开会时他们不敢喝茶只喝白开水的原因(政治局开会喝茶要收费)。这套新型管理制度的伟大意义在于,由于包括党政最高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和老百姓在利益上完全融成了完全一体,彻底消除了官民对立的经济基础,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政府绝不可能制订出危害百姓利益的政策法规。更为伟大的作用在于,它彻底改变了古今中外官员的成分和来源,由于当官已经无利可图,只是实现政治抱负和展示政治才干的途径,这就能够在制度上保证进入官员队伍的永远是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理想主义者。

    目前中国之所以会陷入几乎无官不贪的腐败泥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升官发财的官场规则,决定了大家进入官场的目的就是发财,从开始就是奔着发财而来,这就从源头上注定了腐败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官僚队伍越滚越大,资源耗费规模之大旷古未有。一是制度型腐败公开席卷了社会绝大部分社会财富,预算内财政收入已经超过5万亿,成为数百万官僚挥霍的基础,我曾经问过一个大学的官员,都去过哪些国家,他说数量多的已经记不起来了,反正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去遍了,接下来只有非洲等发展中国家还值得一去。每年仅国家能统计出来的出国费用就高达2千多亿。二是集体型腐败又通过收费、罚款等手段,把超过2万亿(2006年水平)预算外收入纳入了各级行政官员的“小金库”,用于豪宅、豪车、豪赌、豪游等变态性奢侈消费,重庆一个宣传部长携带2亿公款去澳门豪赌,一出手就就输掉1个多亿,而重庆市民每月的低保收入才2百多元,全市每月低保收入总额也不到2亿元,所以重庆老百姓才会为节省区区10元钱,在争购食用油时3人被活活踩死,几十人被踩伤。历史上类似惨剧只有在赤地千里的大灾之年才会发生,可见官灾是超越任何灾难的最可怕灾难。三是最可怕的人格型腐败,人格型腐败最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的腐败现象完全是人为设计的结果,一方面把整个社会的资源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命运集中到少数官员手中,另一方面又创造了把这些权力任意变现的庞大的市场体系,就这点来讲,改革似乎又的确存在一个总设计师,设计出了能够实现权贵利益最大化的权与利相结合的最佳制度。

    佛魔同体,善恶同源。权力和金钱,既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两大历史杠杆,又是人类社会全部灾难的历史根源。权力把人异化为外在奴隶,金钱把人异化为内在奴隶。虽然毛泽东按照权与利相分离的原则重新安装了中国的权力系统,但是权力本身仍然具有强大的腐蚀作用,在运行过程中如同电脑一样会产生大量垃圾和感染各种病毒,导致系统运转异常甚至系统崩溃。为保证新的权力系统的正常运行,毛泽东便为这个权力系统加装了系统清理软件和杀毒软件,这就是著名的政治运动和革命委员会。在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是群众帮助干部整风的代名词,所以也叫群众运动,平常时间是干部管理群众,隔几年来一次政治运动,让群众也管理一下干部,通过这种群众运动来经常清除权力系统中的各种垃圾和病毒,保证权力系统的正常运行。即便有的地方权力系统是干净的,其中没有垃圾和病毒,至少也能起到刷新系统、提高运行效率的作用。通过政治运动对权力系统进行定期刷新和清理,不仅能够隔绝权与利相结合的外在机会,甚至能够消除官员以权谋利的内在冲动,人捞钱是为了活的舒服,当捞钱不仅没有机会带来舒服,反倒会带来灾难的时候,无论品质好坏,人都不再会有捞钱的欲望。文革结束后为了获得官僚集团的支持,有人宣布永远不再搞群众运动,由此拉开了中国社会腐败的大幕。毛泽东为中国新型权力系统安装的杀毒软件,则是在总结包括巴黎公社在内的历次劳动人民革命基础上的又一伟大政治创举。作为文革中新旧秩序交替产物的革命委员会,虽然自始至终都是权力机构,但是其构成和运转方式却对我们今天具有巨大历史启示,就是在全国建立自下而上的公民委员会,作为政治防火墙断开权与利之间的内在联系。公民委员会由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普通公民组成,它不是现有权力体系中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监督机构,不是由权力体系内部的“官”组成,而是由权力体系外部的“民”组成,对由“官”组成的行政机构具有直接干预作用,但是又不能代替行政机构行使权力,其主要功能就是把现有政府机构以及所有单位的行政机构变成纯粹事务性机构。

第五,人民为本符合天道的现代法律制度。

司法领域是目前人类社会历史性转变最突出的领域,是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中最早表现出大众政治色彩的领域,也是文革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已经得到验证的领域,目前推动世界司法领域发生历史性转变的两大核心原则——自然法和公众立法,就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大众政治建设的伟大成果。可惜文革结束后,在疯狂的非毛反毛浪潮推动下,毛泽东创建的这两大现代法律原则,虽然在西方国家已开始开花结果,但是在中国却被彻底否定,并且时刻不停地被咒骂了近30年,使中国走上了背离世界政治文明进程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恶法治国的悲剧现象。以往任何社会,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其法律本质都是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但是其立法精神无不闪耀着统治集团内部理想主义者的神圣光环,从最早的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王法典》,到后来支配欧洲200多年的《拿破仑法典》,以及中国历代律法,都充满着惩恶扬善、维护天理人伦的人文精神。像文革后中国这样,立法初衷就是为某些人作恶服务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恶人治国历史上很多,恶法治国历史上罕见,法律是社会最后一块遮羞布,古今中外历代王朝即便是亡国灭种也不会撕掉最后这块遮羞布,如同一个人到死也不会裸体到大街上一样,可是唯独中国撕掉了最后这块遮羞布,在光天化日之下赤裸裸地把法律变成了作恶工具。这已经突破了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文明底线,完全属于反人类反文明的罪恶行为。现在要建立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这种恶法治国的邪恶状况,应该结束了。就总体来讲:

    首先,恢复人民为本的公众立法原则,以大众立法取代精英立法,彻底消除法律存在的权力基础和资本基础,重新引领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潮流。毛泽东时代中国确立的公众立法原则,已成为当今世界立法的主要发展趋势,但是世界原有的资本主义政治框架限制了公众直接参与立法过程,公众对法律的影响还只限于舆论和司法层面,例如通过人民陪审团确定有罪无罪的方法,来纠正立法过程中违背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地方,由人民陪审团断案,在是否有罪的问题上,法律再多也等于无法,因为人民陪审团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天理良心进行判断。这和中国文革期间宏观只有一部宪法,微观只有一部婚姻法那种极少法律文本的状态,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文革没有法律文本并不是没有法律本身,许多法律是用“群众专政”的条条框框形成的,是典型的公众立法。公众立法的优点在于,每一个公民都感觉到自己是立法主体,因而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法律,像忠于生命一样忠于法律,这也是那个时代那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一个重要原因。文革后中国之所以形成恶法治国,根本弊端就在于精英立法,并且不是“武松式精英”立法,而是“西门庆式精英”立法。

    比如《证券法》就是由原本是法律约束对象的庄家起草制订的,所以不仅不能起到净化市场的作用,反倒成为恶庄造市的作恶工具,中国成千上万投资者的血本无归,就是这个保护庄家的《证券法》造成的。目前西方国家的有罪推定制度,也叫辩方承担举证责任,也属于大众政治的范畴,实行这个制度的哲学依据就是“富人天然有罪说”,如同文革期间讲的成分论,富人天生就有罪,要证明自己清白,就必须拿出证据来,拿不出证据就是有罪。为什么西方国家会有这个转变?随着现代经济特别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富人越来越成为犯罪主体,穷人除一般刑事犯罪外,越来越失去了犯罪资格,比如在证券市场上,穷人想犯罪都没有资格。并且作为受害者的穷人永远不可能拿到富人的证据,如果让受害者提供证据,等于是保护和鼓励富人犯罪,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如果由司法部门进行调查,又是拿广大纳税人的钱在为富人开脱,对广大公众不合理,所以只能由富人自己去寻找证据,找不到就是犯罪,就要赔偿就要破产。并且为了发动群众监督富人,美国法律规定,违规者一经查实,违规金额中20%奖给举报者,由于证券市场上违规金额动辄就是几亿几十亿乃至上百亿,举报出一个违规者就能发大财,这就把富人至少是那些为富不仁的富人,置入了人民监督的汪洋大海之中。

    公众立法的本质就是以人为本,并且是以人民为本。以人民为本的公众立法,不仅是体现在立法程序上,更重要的是应该体现在法律内容和法律本质上,这是只有毛泽东时代才达到过的立法水平,是建立在以人民为本基础上的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平等。以往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么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人人平等,其实是权力面前人人平等;要么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人人平等,其实是资本面前人人平等;真正的人人平等从来就没有过。权力集团立法的主要目的是约束权力集团之外的其它社会集团,所以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法律,规定了凡是运用权力手段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不属于犯罪;同样,资本集团立法的目的是约束资本集团之外的所有其它社会集团,所以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法律,又规定了凡是运用资本所从事的任何活动都不属于犯罪;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开天辟地第一次规定了无论采用任何手段作恶都是犯罪,无论是采用权力、财力还是暴力形式,一律同等对待。法律不再只是约束某些集团或者某些群体的犯罪方式,而是同时约束所有集团所有群体的犯罪方式,彻底结束了以往那种运用权力或者运用资本抢劫强奸甚至逼死人命也不属于犯罪的黑暗时代,最典型的就是刑法关于流氓强奸罪的演变过程。毛泽东时代的刑法规定,无论采用任何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都属于流氓强奸罪。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消了权力和金钱在强暴妇女方面的法外特权。

    人有三种支配社会的强制力量,即权力,财力和体力。官僚用权力支配社会,并能强制妇女服从自己;富人用财力支配社会,并能强制妇女服从自己;穷人用体力也就是暴力支配社会,并能强制妇女服从自己。所以采用其中任何一种方式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都属于流氓强奸,才真正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无论你是官员,富人还是穷人,只要你做同样的事情,就用同样的善恶标准来衡量。可是文革结束后,面对满街的西施貂禅,被几十年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憋坏了的官僚富豪,急不可耐地于八十年代初修改刑法,删除了运用权力和金钱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属于犯罪的条款,只保留运用暴力手段才属于犯罪的条款,于是,只有穷人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才属于犯罪,官员和富人别说违背妇女意志,就是违背妇女全家意志发生性关系也不属于犯罪。为了能够占有更多的妇女,便进行权力下放的改革,把所有老百姓的命运都集中到各级官员手中,妇女的悲惨命运开始了,上千万中国妇女被逼良为娼,包括大量未成年少女,为了能够安全地玩弄未成年少女,后来又进一步改革刑法,把和14岁以下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属于强奸罪的条款,附加上一条:在不知道对方年龄的情况下和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不属于强奸。如此一来,穷人的妻女从8岁到80岁,无一漏网地全部被纳入了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地位。这就是中国右派叫喊的所谓法治,这就是中国知识精英叫喊的所谓法治。如果说西方国家的法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变有希望通过量变完成的话,那么中国向大众政治的转变则必须废除现有的所有法律,并且要追究这些法律设计师反人类反文明的刑事责任。

    其次,重建整个法律体系,理顺道德和法律的关系,确立符合天理天道,道德和法律相统一的法律原则。道德为本,法律为用。法律是强制贯彻社会道德的工具,道德是法律运行的根本,天理良心是最高的法律,这是毛泽东时代留给世界人民的重要政治遗产。如同西方国家主要依靠宗教调节,中国古代主要依靠天道调节一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主要依靠道德调节,道德是无形的法律,又是最高的法律,最可靠的法律。所谓道德调节软弱的说法,是因为道德调节脱离了人民群众,是与人民群众像对立的道德,只要道德调节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就具有巨大的调节力量,甚至超过法律文本的调节。这就是前面提到毛泽东时代能够2部法律管天下,并且能管好天下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当时两部法律的设置本身就体现了崇高的道德精神: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民始终是弱者,是被压迫者,而中国妇女又是弱者中的弱者,所以宏观一部保护人民利益的宪法,微观一部保护妇女利益的婚姻法,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看就已经足够了。其他专业性法律都是开放式的法律,人民群众可以根据社会发展和道德建设的需要随时进行修正,防止法律和道德相背离,保证法律和道德始终相统一。可以说,中国大众政治中道德为本的法治原则,概括和继承了中国古代社会和现代西方国家政治文明中最优秀的文明成果,是迄今为止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

    古往今来中国人一直在讲道理,天道和天理是中国人最高的法律准则。政治生活把道看得高于一切,皇帝统治是是顺应天道,百姓造反是替天行道,好皇帝是有道明君,坏皇帝就是无道昏君,等等。道是什么?道法自然。可见这个道就是西方人讲的自然法。老百姓则把天理看得高于一切,凡事要讲天理,违背天理必遭天谴。天道天理构成了灿若星河的辉煌中华文明运转的轴心,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唯一流传下来的古代文明,不仅没有消亡,反倒成为21世纪人类发展的先导文明,就在于自始至终支配中华文明发展的是天道天理。其实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文明也在向着这个方向转变。法国《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不证自明”,都在表示社会立法必须遵循一些带有终极性的真理和道德,和中国人讲的天道天理完全相同。由于西方文化本身有逻辑无道理,无法实现人们的道德追求和道德完善,便用宗教来补偿这个缺陷,所以西方国家几乎所有的法律宣誓都不是手捧法律,而是手捧《圣经》,表示宗教道德超过任何法律条文。并且为了防止浩繁的法律文本侵蚀和扭曲社会道德,便设置了人民陪审团这种法盲判案制度,唯一有权判决有罪无罪的陪审团成员,从全市市民身份证中摇号抽签产生,这些由身份证摇号产生的陪审团成员没有任何法律专业知识,从头至尾都是在根据道德良心进行判决,这和中国文革时期的群众判案完全一样,虽然决定罪行大小的是法律和法官,但是决定有罪无罪的不是法律,是天理良心。

    中国精英集团在所谓法治建设上对中华民族所犯的最大罪行,就是在所谓“法律不讲道德”的旗帜下,摧毁了中华民族六千年文明发展形成的所有道德资源,这是超越任何刑事犯罪的最大犯罪行为,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严重罪行。为了捍卫道德对法律的绝对支配地位,不仅在判决过程由道德裁定,判决结果也由道德裁定,这就是美国推广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赔偿分为事故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两大类,前者按照实际损失来赔偿,后者的赔偿往往要破产,区别就看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否属于道德品质问题,属于道德品质问题就要重罚,原则上罚到破产程度。这和文革时期中国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完全相同,一般性问题从轻处理,属于道德品质问题则从重处罚,并且载入个人档案成为一辈子的污点。惩罚性赔偿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在财产处罚上实现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真正的平等,许多富人财大气粗不在乎打官司,那就通过惩罚性赔偿让你立刻变成穷人。中国的官僚和富豪之所以随便欺负穷人,甚至敢开着汽车随便撞穷人,就是中国惩罚穷人的法律制度决定的。

    中国法律表面上看,好像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富人穷人都按照一个标准判罚,但是同样数额的赔偿,对富人可能只意味着一顿饭钱,对穷人则意味着全家破产。再加上取证的困难和高额成本,决定了穷人打官司无论输赢,往往都意味着家破人亡。通过所谓法治,把富人的侵权成本设置得很低,把穷人维权成本设置得很高,导致无数百姓家破人亡,上访民众惨绝人寰,神州大地冤狱累累,这已经不仅仅是搞什么主义实行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完全是一种反人类反文明的犯罪行为。旧时中国有句话,叫做“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这里的衙就是指现在的公检法讼四大家,虽然上面这句话放到现在是错误的,但是中国法律制度的设计,在整体上把中国司法领域变成了一个不讲天理人伦的魔兽世界,无论其中无数个人的品格多么高尚,只要他穿上法律外衣,就必须彻底抛弃所有道德,这就是制度设计的根本作用。如同马克思所讲的那样,资本家中也不乏品格高尚的绅士,但是只要他进入资本领域,他就只能执行资本的职能,成为人格化的资本。从这个角度来讲,用道德力量重建中国法律制度,同时也是对司法领域人员的道德拯救和人格解放。

    最后,恢复权利和责任相均衡、收益和风险相适应的法律原则。权利和责任相均衡相适应的原则,是人类古往今来最根本的组织法则,也是现代社会最核心的组织法则,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几乎是整个世界所有国家无一例外的基本法则。可是中国精英集团却成功设置了一套权利和责任相分离、收益和风险相分离的法律制度:就是精英集团只享有社会权利,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只拥有社会收益,而不具有任何风险(爆发革命的风险除外)。这是自有国家以来古今中外从没有出现过的政治乱伦现象,它把中国封建社会的裙带关系和现代民主国家的非株连惩罚嫁接在一起加以推广,同时把封建社会的株连政策和现代民主国家的利益原则捆绑在一起加以批判。

    本来,封建社会的裙带关系和株连政策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株连政策是针对裙带关系设置的,既然在利益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么在责任上就是一人犯法鸡犬不留,所以在没有消除裙带关系的情况下,只有实行犯罪株连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否则就会出现目前中国这种“豁出我一个,幸福三代人”的不合理状况:如果腐败行为不被发现,包括腐败分子本人在内的所有家人都会世世代代享受幸福生活;如果腐败行为暴露,则是除腐败分子本人之外的所有家人仍然能够世世代代享受幸福生活,并且只要不被枪毙,将来等待腐败分子本人的也仍然是幸福生活。这种脱离犯罪性质的惩罚方式不仅在客观上起着保护和鼓励腐败的作用,同时也是对人民血汗劳动的最大不公平。所以,采用什么样的惩罚方式,是由犯罪性质决定的,绝不能孤立地看待哪种惩罚方式好,哪种惩罚方式坏,这是30年来中国人民的一个沉痛教训,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耻辱,在大力发展裙带关系的同时,大肆批判所谓文革株连政策(其实文革很少株连),是知识分子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历史悲剧,直到今天许多知识分子还在张口闭口地批判所谓株连政策。

    目前比实行家庭连带责任更重要的是实行政治连带责任,这是惩治腐败恢复政治清明的一个重要法律制度。由于中国精英集团的妖魔化宣传,人们对株连政策形成了黑色偏见,把株连看作是十分邪恶的东西,其实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整个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就是连带责任原则,商品三包售后服务就是一种连带责任,谁生产的产品谁承担责任,谁施工的项目谁承担责任。可是目前中国却存在一种十分荒唐的现象,社会所有的人都要为自己生产的产品负责,唯独各级官僚对自己生产的产品——提拔的干部,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是中国干部任免任人唯亲的一个根本原因。道理很简单,如果实行连带责任,谁提拔的干部谁负责,即使从最自私的角度出发,各级干部也会千方百计提拔那些清正廉明的人,因为提拔的干部越廉洁,自己就越安全,否则即便是退休在家,也有可能因为株连而被投入监狱。党中央从来没有号召并且严格监督厂家要生产最好的产品,但是一个连带责任制度,就保证了厂家想尽千方百计要生产最好的产品,同样,如果各级官员对提拔的干部也像厂家对产品一样承担连带责任,中国干部的合格率将不会低于任何名牌产品的出厂合格率。总之,既然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也必须适应于干部任免制度。

第六,条条道路通罗马的现代社会分工制度。

    前面所谈到的现代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平等,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讲,只是具有利益保障作用,毕竟绝大多数老百姓并不直接参与政治生活,对老百姓更具有直接作用的是分工的平等,有分工就有尊卑贵贱,就有阶级差别,人与人之间就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平等,这就是马克思讲的旧的社会分工的作用,是人类社会最深层次的分工压迫。分工压迫是人类社会最后一层压迫,也是目前人类社会无法摆脱的压迫。人类社会一开始就面临着三种压迫:自然压迫、政治压迫和分工压迫。人类社会通过农业革命摆脱了自然压迫;目前正在通过工业革命摆脱政治压迫;但是目前却不具备摆脱分工压迫的技术基础。虽然新兴产业的发展让人类看到了最后摆脱分工压迫的希望,但是这个过程还只是刚刚开始,还只是刚刚接近历史发展的起点,要达到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彻底消除旧的社会分工的发展水平,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由分工形成的尊卑贵贱的阶级差别,如果不加以限制,往往会抵消掉政治平等和法律平等的积极作用,把政治平等和法律平等变成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一种纯粹社会摆设。如果说在实现政治平等和法律平等方面世界各个国家都曾做出了不同贡献的话,那么在解决分工平等的问题上,世界各地却没有丝毫作为,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无论目前人文发展水平最高的北欧国家,还是当初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幸福的人民领袖毛泽东,意识到并着手解决分工所导致的阶级差别问题,这就是创建了一套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现代分工制度。其特点是社会所需要的所有职业,都设置一条能够通向社会荣誉顶端的天梯,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是领导干部还是工人农民,是专家学者还是贩夫走卒,是大学教授还是掏粪工人,只要你爱岗敬业,能够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迹,就可以直接达到社会荣誉的顶端,就可以受到包括最高领导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尊敬。当掏粪工人时传祥和毛主席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广场上万众欢腾的场面时,当广场上的教授名流、专家学者仰望着城楼上这位掏粪工人时,他们之间由分工形成的社会鸿沟,会在不知不觉之间被悄悄填平。

    当时这套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分工制度,不仅能够保证社会所有职业都有希望达到社会荣誉的顶端,后来在文革中经过不断完善,甚至可以达到社会权利的顶端,文革后期各行各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劳动者直接进入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包括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内的各个领导岗位,源源不断地都有来自最基层的优秀劳动者担纲上任。这套分工制度的最大优点,就是让社会所有人都能看到希望,都有机会拥有美好明天,都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要你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好好干,你就具有出人头地的光明未来。每个人生命价值的实现,不再取决于你在什么职位上干什么工作,而是取决于你怎么干能干出什么;社会的较量,也不再是客观位置的竞争,而是主观努力的竞赛;当每个人的未来发展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时,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劳动人民整体当家作主,便达到了和谐统一的完美阶段。只有在这时,社会才能逐步消除分工和私有制形成的异化发展性质,淡化由分工形成的尊卑贵贱的阶级差别,社会才能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真正属于人民,不仅是属于人民的整体,而且属于包括普通劳动者在内的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这就是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伟大的政治制度,是一个没有竞争只有竞赛的制度。竞争是野兽的生存法则,竞赛是人类的生存法则;竞争的结果只能导致绝大多数人陷入绝望,竞赛的结果则会推动整个社会朝气蓬勃。毛泽东时代是竞赛的时代,后来则是竞争的时代;由竞争时代重新转变为竞赛时代,是21世纪初期中国人民伟大的历史任务。既然我们昔日曾经辉煌过,我们就有信心能够再次创造辉煌,并且是和整个世界携手创造更大的辉煌!

第七,生命崇高的偶像化原则。

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历史都是偶像崇拜的历史。人类在探索生命本质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偶像崇拜,不同的偶像崇拜形成了不同宗教的历史基础。后来私有制把人类变成了外物的奴隶,生命崇拜也就随之异化为对外物的崇拜,集权专制把人变成了外在力量的奴隶,形成了对权力的崇拜;资本统治则把人变成了金钱的内在奴隶,形成了对金钱的崇拜。在消除了私有制和政治压迫的毛泽东时代,偶像崇拜开始重新回归生命本身,形成了对生命本身的崇拜,即把生命理解为是一个十分崇高神圣的精神过程,追求在高尚神圣的情感中度过一生,通过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来达到生命涅磐的至高境界,实现生命的不朽和永生。由此得到的幸福快乐绝不是一般的权钱名利能够替代的,中国文化对快乐的理解就是“助人乃快乐之本”,助一人便能得到快乐之本,助大众助人民所得到的那种大快乐更是难以想象地幸福!释加木尼发愿普度众生,不是因为他善良,而是因为他幸福他快乐!毛泽东时代之所以整个社会干净健康、蓬勃向上,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就是因为整个社会都笼罩在一种生命崇高感的高尚纯净氛围之中。这种对生命本身崇高神圣的偶像化追求,也是整个人类社会最终摆脱单纯物欲,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根本出路。

右派诬蔑那个时代最常用的理由就是所谓个人崇拜,其实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民自我崇拜的一种方式,是生命崇拜的一种方式。人民崇拜毛泽东,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代表人民的利益,更是因为毛泽东反映了人民对生命崇拜的偶像化原则。世界上唯有毛泽东揭示了生命的本质和幸福的源泉,就是“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生命不朽的全部奥秘就在这里。可以说,这段话概括了包括五大宗教在内的世界所有宗教的最高生命信条,是能够点燃生命崇高之火的经典中的经典。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的至刚至强,完全来自于这个生命信条;毛泽东时代中国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消灭过黄毒赌黑的国家,也是来自于这个生命信条。正是因为毛泽东点燃了人们生命中崇高的理想之火,所以人们在对毛泽东的崇拜中不仅不会丢失自己,甚至还会得到生命更高的升华和快乐。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之所以找不到能够彼此沟通的共同语言,是因为中国左派和右派对生命的理解根本不同。在中国左派看来,生命是一个崇高的精神现象,本身具有内在的崇高追求;中国右派则把生命看成是一个纯粹的生理现象,人和狗没有任何差别,需要的就是一块带肉的骨头。所以中国左派认为,人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实现崇高的追求;右派则认为,人活着是为了吃饭,吃好喝好才是目的。所以便有了生产力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甭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奶就是娘的道德信条。中国右派对生命的这种理解,原本来自于西方文化本身的缺陷,中国右派大都是西方文化的崇拜者,西方文化历来就把生命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物质现象,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又为这种生命观涂上了一层厚厚的物欲色彩,只是西方宗教的发展弥补了西方文化生命观的这个致命缺陷,才相对平衡了西方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右派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把西方生命观的物欲、肉欲色彩推向了极端,结果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兽性化发展,把中国变成了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最堕落的地方,人类历史上所有邪恶的东西都在这里达到了极端,并且还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闻的各种新的邪恶。

现在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但是要建立核心价值观,就必须首先回答生命是什么的问题,就必须回答人和狗有没有区别的问题,就必须回答人性发展和兽性发展的区别问题,否则,就不可能彻底摆脱30年来的兽性化发展轨道,就不可能改变金钱拜物教的极端异化状态,就不可能恢复社会的健康发展,中国就很有可能在物欲横流的历史沼泽中迅速沉没,最终陷入灭顶之灾。就这个角度来讲,仅仅就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只有毛泽东能够救中国了!

第八,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微观管理制度。

    当今世界,不仅宏观上人本主义的大众政治制度来自于毛泽东,微观上人本主义的管理制度同样来自于毛泽东。无论是当初八十年代垂范天下的日本微观管理制度,还是目前跨国公司人本主义管理原则,其理念和原则无不是源自于毛泽东时代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是指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由厂长、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模式,不仅能够使企业充满和保持强大活力和创造力,更重要的是把工人由以往的管理对象变成了管理主人,这是企业管理制度根本性质的变化。它标志着人类生产管理模式,由最初奴隶社会的棍棒式管理,再到后来资本主义的饥饿式管理,发展到了现代社会的尊严式管理,即把管理建立在尊重全体工人尊严的基础上。这是人本主义原则在微观管理领域的根本体现。它的革命性质变就在于,由于工人成为了管理的主人,企业不再是工人单纯挣钱谋生的地方,如同现代企业家一样,企业同时还是工人人格力量的外化,是工人生命价值实现的地方,是工人生命的外在形式,因此工人才会爱厂如家,像关心家庭那样关心企业。虽然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现代企业的基础和运行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管理方法也随之不断变化,但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确立的人本主义管理原则,仍然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核心和基础。只是让历史老人不知该哭该笑的是,创建了人本主义微观管理原则的中国工人,后来却成为工业社会以来最悲惨的工人,不仅工资比重被压低到历史最低水平,甚至连罢工自由的权力都被取消了。更让人不知该哭该笑的是,中国的右派居然认为拥有罢工自由的时代,是没有人权的专制时代;而取消罢工自由的时代是人权发展的民主时代。中国右派越来越异常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右派和民众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变成物种之间的差别,彼此之间越来越找不到生物共同点了。

    总之,毛泽东给当今世界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几乎涵盖了大众政治的所有方面,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唯一能够整合东西方文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指导思想,如果说新兴产业的发展是推动世界历史发生根本转变的伟大物质力量,那么毛泽东思想就是推动世界历史发生根本转变的伟大精神力量。在人类社会经历了集权政治和集团政治两个发展阶段后,这两股伟大力量正在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大众政治的发展阶段。世界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幕已经拉开,是背离世界政治大潮,建立精英民主的集团政治制度;还是顺应世界政治大潮,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是决定中国和谐社会能否建成的重大抉择,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凡是真心希望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世纪性崛起的所有先进的政治力量,都应该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为创建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而努力奋斗!

 

发件人:"feng gao" <gaof100cn@yahoo.com.cn> 收件人: "zhong da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2-23 11:15:3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关键没有组织 

    仲先生:看了你的我国低工资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深有同感。中国人民所受剥削程度,远甚于西方国家。正如我那天在会上所讲(见附件),关键就是中国人没有组织起来,没人代表一般职工。有空时聊聊天。

瑞典社民党是怎样使工人摆脱剥削的

--在《创建中国新文化》第二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高锋

    瑞典工人运动是从人民对贫穷、羞辱和不公平的痛苦经历的自然反应中成长起来的。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理想指引下,工人们组织起来并得到了社会广泛支持。1960年修改党纲时,社民党在党的宗旨之前特别加上了这样一句话:“社会民主主义旨在使民主贯穿于整个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以便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这一下把党的宗旨或者说党的终极目标讲得一清二楚,那就是人民的普遍性的幸福。

    实际上,不仅仅是瑞典社民党,世界上任何一个进步政党如果想上台执政,只能把人民的普遍幸福作为宗旨,因为一切权力归根结底是来自人民。因此,能否实现这个目标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个目标就成为决定各政党命运和前途的关键。由于价值观不同,各党对于如何实现人民幸福的主张自然也不相同。

    瑞典社民党的基本价值观是自由、平等和博爱(后改称团结)。它们是法国革命时提出的战斗口号,代表了瑞典社民党的价值观念,它们最终涉及的是个人生活。自由、平等、团结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指导社民党创建了瑞典模式和瑞典福利社会。近二十年来,该党又在其帮助下,调整福利,重建经济,使瑞典模式重新恢复了活力。它们的主要内容是:

一、自由

    “自由”,极而言之,涉及到个人控制自己生活并进行自己选择的自由。它以诸如言论自由、观点自由一类公民权利和自由选择教育和职业、自由选择婚姻对象、自由在国内与国外旅行等个人权利为前提。在政治哲学中它通常被描绘为做某事的自由。但还有不做某事的自由,同样也是必要的。如不受饥饿、不受令人难堪的贫困、避免损害健康的生活环境的自由。因为没有这些基本的社会经济自由,个人的实际自由就会受到很大限制,不管法律上对公民权和个人自由做了多少严格规定。没有这些基本自由,自然谈不上幸福。

    社民党诞生之初,工人们没有参加选举的公民自由,没有为着共同利益组织起来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批评政治与经济上层社会的自由。他们实际上也没有选择个人教育与维护健康的自由,不是由于法律禁止,而是因为经济贫困阻碍了他们。因此年轻的工人运动在不同领域内展开了争取自由的斗争。这里包括争取公民选举权和言论自由的斗争,也包括消除劳动场所的等级规定,因为正是它们使工人作为一个整体失去了自由。还包括改变经济条件,使受教育权利和选择职业等个人权利成为实际上的可能的斗争。因此,社民党主张的自由首先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自由。

    对社民党人来说自由的概念有着双重含义:出发点是个人自由,但通向这一自由的道路是改变社会和劳动条件。仅仅为个人打开摆脱贫困和服从地位的可能性是不够的,必须使所有人都能摆脱贫困和受压迫地位。这就需要集体性解决,需要针对造成芸芸众生贫困和地位低下和不自由的社会机制采取措施。

    在这类讨论中在社民党与资产阶级党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者之间经常存在分歧。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观主要取决于这一认知:不同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上的自由程度的不同。在资本家利益完全支配着劳动生活的地方,劳动人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可能维护自己的利益,结果造成对劳动力的残酷压榨,疾病和工伤变成明显的后果,还有随之而来的大量社会问题。

    个人自由有时必须以集体行动为基础。换句话来说,争取自由的斗争有时就是在不同群体间分配自由。在实际生活中,一个工人只要不掌握特别知识或者技能,在雇主面前总是处于劣势。工会组织是为其创造较为平等地位的工具。但资方却认为工会工作是限制自由。实际上,工人只有组织起来才能维护其合法权益,只要回顾一下历史或者看看世界各国发展都可以发现没有工会组织的地方,劳动条件最差。而当工会力量上升时,它就会有所改善。不言而喻,我们国家也应该发挥工会的作用。

    在个人提出的自由要求与为了保护所有其他人的自由而对某些人的自由形成的限制之间总是存在矛盾。这种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是人作为个人的同时又是社会产物并相互依赖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单方面地强调个人的行动自由而不考虑对其他人的后果,会造成弱肉强食。单方面地强调集体的需要就会出现要个人需要无条件地屈从集体要求的危险。因此有必要警惕这两种危险。

    自由不会受到民主的集体主义的威胁,因为它表达了对我们在社会上相互依赖、因此需要建筑在相互关照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共同规则的认知。在这个框架内,自然也存在利益冲突。它们只能通过民主所提供的规则来解决。对自由形成威胁的集体主义是原教旨主义。它的立场是只有该组织,由于上帝安排、历史注定或者市场授权拥有绝对真理。因为他们所坚持的是唯一的真理,其他人的观点就不仅是错误的,而且简直是危险的,使这些虚假学说根本得不到传播也就变成了他们的任务。

    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过原教旨主义的悲剧,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对不同观点实行开放,注意听取不同观点并交流看法以寻求最好的共同解决是对民主的――也是对民主社会的公民的必然要求。

二、平等

    自由与平等在某些保守派人士眼中是相互排斥的:对平等的要求限制了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利和可能。但社会民主党的看法相反:平等和自由相辅相成。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自然给了有最大特权的人们很大自由,但同时那些“错误地”站在经济和社会沟壑另一边的人实际上却生活在巨大的不自由之中。他们在经济匮乏中捉襟见肘,被迫服从特权集团的决定,而没有任何施加影响的可能。

    平等要求在社民党内占有中心地位,因为社民党是由为不平等和随之而来的不自由付出过代价的民众抬上来的。对于瑞典劳苦大众来说,最大的不平等就是政治上没有发言权,选举权;经济上受剥削,更没有受文化教育的机会。代表工人利益就要为消除阶级差别而斗争。因此要求平等说到底,反对的是不同形式的特权、等级,不同的权力集团。

    社民党反对资本主义、但反对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支配、控制或者说剥削经济生活中的其它成员的做法。在各生产要素中,社民党并不否定资本的重要性,主张对雇员利益和雇主、资本家的利益赋予同样的地位,认为只有劳资兼顾、实现劳资平衡(包括生态平衡)才能实现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发展。因此,该党主张阶级斗争,但反对阶级专政。

    平等的核心在于:人人作为个人有着同等价值;有着成长并发展的同等权利。人们作为社会公民,生活条件都受到周围社会的影响。这里的人人自然包括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团体的所有人。

    平等政策说到底是一个权力分配问题。

   政治民主是根本性的:民主意味着影响人们生活在内的社会的同等机会。普遍的、同等的选举权,言论自由和影响辩论的权利既是平等要求也是自由要求。

    知识属于个人在劳动市场上和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的权力资源。因此,不管其自身经济状况如何,高质量的、有足够广度的教育必须是每个人的权利。 

    健康同样也是个人的重要资源。因此人人都必须能够影响其工作单位,使劳动任务和劳动环境不能伤害他们的健康。所有人都必须有接受良好质量的足够数量的医疗的权利,而不管其经济状况如何。

    基本的经济与社会保障同样也是一个人权问题。经济上处于依赖状态的人很难维护自身权利。对养家糊口都难以做到或者整天为医疗和失业忧虑的人根本无法考虑个人发展。自然,经济和社会保障的关键是有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但在失业或者生病时、在劳动生活结束和年老时的经济保护,对给予人们管理个人生活的权力也是同样重要的。因此,平等要求是瑞典建立统一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

    过去,我们认为福利制度是修正主义的,但现在我们国家面对着是如何建立社会基本保障的艰巨任务。 

三、团结

    对于年青的工人运动来说,团结是改造世界的必须的基本条件。单打独斗肯定无法对抗不公平的社会,团结就是力量。

    对团结的要求、相互支持以及共同的目标既关系到争取变革的斗争本身,也涉及对未来社会的看法。人们在斗争中要团结一致,并公平地、平等地分享斗争的果实。争取新社会的斗争目的是共同改善生活,人人得到福利和大家都有机会影响社会,这正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既要福利,又要参与和影响!仅仅有福利,没有参与和影响,也不会有幸福。

    团结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对所有人都是社会动物、人人相互依赖和每个人生活的可能性取决于社会的实际认知的宣示。通过税收集资的社会福利主要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

    团结与平等一样,丝毫也不排斥个人改善自身条件的努力。团结要求所反对的仅仅是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

    团结是平等的前提,因为从根本上说,是归属性和相互依赖感使强者约束自己不去践踏弱者。反过来说,团结也以平等为前提,因为只有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才不需要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把别人逐出场外。

    这三个价值以这种方式相辅相成:自由要求平等,平等需要团结,而团结又以自由和平等为前提。这三个词汇也可以用“民主”这一个词来概括,因为真正的民主既以自由、平等和团结为前提,同时又可创造自由、平等和团结。

    在其价值观指导下,社民党成功地进行了福利社会建设。近年来瑞典又在其帮助下成功地进行了经济调整。在经济全球化压力下,自90年代开始瑞典社民党被迫调整经济政策甚至削减福利,但即使在瑞典经济最困难时候,社民党仍坚持教育、医疗和护理等基本保障不能由市场力量主导,病人费用一年超过260美元后全部免费。同时社民党1994年还把所得税边际税率提高到55%,要求高收入者对经济调整做出更大贡献。在其自由、平等和团结政策的帮助下,社民党取得了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谅解,瑞典最终在福利制度基本得到保存情况下恢复了经济活力。期间20%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调整费用的43%,而20%的最低收入者承担了费用之11%。经过调整瑞典经济恢复了活力,2006年瑞典超过美国,在国际竞争能力排名榜上名列第三。瑞典社会差距有所拉大,其基尼系数由1991年的0.228上升到2006年的0.246,但仍然是国际社会中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之一。

    瑞典发展经验表明:实现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离不开民主、自由、平等和团结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实际上也只有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和团结的社会才能给人民以普遍幸福。因此,我们在讨论建设中国新文化时,研究并借鉴瑞典社民党经验是有益的。

 

 

发件人:"田忠国" <tianzhongguo@live.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2-25 11:34:5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

“大道畅行”才能权畏于民 

田忠国 

大道畅行才能权畏于民,权畏于民才有公平公正,官清政廉。但什么是大道? 

伏羲:个体的独立与个独立的个体,在平等的状态中达到制约与互动,并在这种机制下形成群体力量,这就是社会的大道。 

老子: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大道是什么?大道就是德,一个人的道德。道德是社会之枢纽,人类执德而行,则无为而治矣。 

孔子:你们的观点都有偏彼,我以为,大道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是一种社会秩序,没有社会秩序,社会就陷入了一片混沌状态。 

伏羲:混沌就是动态的社会秩序啊。动态的社会秩序,就是社会在平等的状态中,独立的个体与个体间,社会层次之间的一种和平的斗争,通过这种斗争,达到社会利益配置的基本合理,在人类的公平正义理想中,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公平正义有实现的部分,也有令人向往但暂时无法成为现实,将来必定能成为现实的部分,成为现实的部分,让人感到公平正义的真实存在,让人在这种真实存在中感受公平正义的伟大力量,但同时,也因为有没有成为现实的部分,使人类更加追求公平正义。这样,公平正义就成了社会发展良性动力。还有,社会的基本秩序是由社会利益配置的合理性决定并形成的,而不是父父子子。 

老子:对于混沌一说我是赞成的,但社会的基本秩序的形成,我以为是道德。 
伏羲:但问题是,道德是怎么形成的呢? 
孔子: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嘛。 

老子:天生圣人,其道长存。 
伏羲:问题是,同样的道德理想,为什么在有的国度就可以畅达无阻,而有的国度,这种道德理想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了呢?要想搞清这个问题,请跟我到数千年的一些国家看看,这些国家有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等。 

他们一行三人到这些国家考察,孔子大惑不解,怎么这么乱啊。 
老子:这很正常的,但这种乱中,有一个东西维系着社会的动态稳定,那就是道德。 

伏羲:我的问题是,道德是怎么在社会中形成的? 
老子:孔先生擅治治世,而面对乱世则可能毫无作为。 
伏羲:以德驭乱世,则乱世长存。 
老子,孔子:怎么讲? 

伏羲:以天生圣人,则圣人鲜矣,以制度机制生圣人,则圣人多矣。 
孔子:我似乎糊涂了。 
老子:他说的是规矩,但问题是,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规矩呀。 
孔子:这点我赞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 
伏羲:但有一点二位没有看到,有什么样的规矩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方圆。 

孔子:这是因与果的逻辑关系。 
老子:道德的先验性逻辑,决定了公平正义的不证而存在。 
伏羲:应该说公平正义是道德的核心。它无须实践检验,但必定在社会活动当中,我们的问题是,这个不用实证的道德是怎么形成的呢?我刚才说了,这是由制度机制形成的必然结果。我们下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制度才会导致那样的结果呢?有人说,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腐败又会导致什么结果呢?社会道德沦丧。老子,在这时候,你的道德还管用么?不管用了,因为,这已经成了社会机制,道德沦丧的社会机制。道德沦丧的社会机制,必然导致公平正义的消失,大道的熄灭。拯救这种社会的唯一途径,是民主制度形成的制度机制。这种民主制度机制,我在八卦图中都有详尽的描绘,可惜你们都把我的八卦图读歪了,起码可以说没有读到我的真实本旨,比如说,孔子说"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变动不居"接近了我的本旨,但"周流六虚"就流于术而失之于道,所以孔子之易非我之易,而是算卦之易。 

孔子:是呀。不占而知其吉凶,才能称为得其易道。 

伏羲:不对,那只能说得其易术而非易道。 
老子:我之五千言,易道尽矣。 

伏羲:易道的核心,于社会而言,是一种平等、自立、自为的由制度形成的社会机制,在这种制度机制下,形成了动态的社会秩序,使权畏于民,民治于权,只有这样,公平正义和官清政廉才能从理想国中成为现实;于物质言,任何物质都是由物质的程序序列构成的系统闭环结构,每一种闭环结构,都会由外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于宇宙而言,它是一种动态的混沌的由程序序列构成的最佳秩序。 

孔子:但问题是,假如权畏于民了,天下将失去控制,乱象必生。 

老子:道驭天下则天下稳定,四海升平。 
伏羲:中国数千年以来,大多数智者都追求道,但有一点,他们忽略了产生道的基础条件,比如说,我在八卦图中阐述的民主制度机制。民主制度机制,说到底是一个由人民用和平的方式推翻他们不需要的政权的方法。没有民主制度机制,再好的政权也会变质,并最终导致暴力推翻政权的出现。其二,民主制度机制也是社会利益得到合理配置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公平正义、官清政廉的梦想就无法成为现实。 

孔子:或许是这样,让我好好想想。 
老子:有一定道理,但有好多问题我想不清楚。 

伏羲:一张八卦图,就是为了为天地立言,为社会立制度,为道德立准绳而画的。你们慢慢看吧。我再到其他国家看看。 

2007 年12 月25 日星期二

田忠国,1959年出生于山东薛城。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电影、电视、戏剧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家协会理事。现在山东省枣庄矿业集团新安矿宣传科工作。曾在"中国政府创新网"、"中国选举与治理"、"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网"、"南方网"、"中国报道周刋"、"联合早报"、"新法家"等国内、外重点学术网站发表理论文章五十余篇。并有作品被收入国家创新重点文库。无文凭,乱读书。研究重点:权力结构、制度、程序及程序序列在权力结构中的作用以及对现实与未来的作用及影响。近期重点:民主状态下的制度、程序设计与操作。核心思想是:思想决定制度、制度决定机制、机制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未来。 何谓民主?以自由、尊重、宽容为基础,集合群体智慧,并在群体智慧的比较与优选中寻找社会未来的最佳解,并以制度程序的形式固化其机制的管理方法,就是民主。一个国家的管理能力,主要表现在把思想转化为制度、程序的设计能力上。

身份证号:370421195905214215.电话号码:0632—4069076

 

发件人:"Grace Zheng" <gracej@263.net>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2-26 12:23:4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与“再来一次‘文革’的意义”一文的争论 

    大军先生:在贵网上看到两篇有关‘文革’的文章,按语非常称赞,我感到与贵网的一贯观点相左,故希望您能看看那两篇文章和按语;我写了与那些文章观点不同的文章,请您指导,也供读者比较。敬礼! 郑海泉 07.12.26.

文革是基层群众的革命吗?

郑海泉

 2007.12.26

    北京的‘大军网’是一个观点、态度比较正确的民办网,虽然重点是经济,不可避免亦涉及文化和政治,我对它寄予非常大的希望,也愿意给它力所能及的实际帮助。今天看到它选用了卫子游等人主要以肯定态度评论‘文革’的文章,题目一篇是,再来一次‘文革’的意义,另外一篇是,为何‘人民文革’情未了,加了一段比较长的按语,称赞作者之程度可以说是我看到那么多按语之最,‘跳出传统观念的桎梏,目光深邃,前瞻,极具政治学价值’,引用作者批评对方(胡平)看不到‘文革’底层革命的真实意义,是‘立场、感情’问题,毛病‘在于屁股坐在哪里’。还说这些对中国社会有深入了解的60年代后的人,比头脑如何如何的老年人看问题正确。认真看过这两篇短而精的文章后,我感觉和写按语的人的观点相反,他们不但没有被他们批评人文章的‘肤浅’,因为‘肤浅’总还有那么一点点东西,而作者们的观点连‘肤浅’那点东西都没有,我甚至认为,如果底层群众采纳了他们的观点,对全体中国人都是灾难!希望大军先生亲自看看按语和文章,看看立论和论述方法有多少可以肯定的东西,愿这是一个意外;也希望写这个按语的先生至少要做到‘说话要有证据’,而且还要多一点辩证法。我不愿意在这里与写按语的先生就他的观点讨论。

    评价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话题,而且与建国后16年的变化不可分割,如果不建立一个判断是非的共同标准,和一个科学合理的讨论‘环境’,是不可能达到任何结果的。这里我只挑几个作者的论点说说我的不同观点,我不抱取得一致的希望;但我深信,真有‘人民文革情未了’的人不会有多少,再造‘文革’也根本不可能。因为不可能再出现像毛泽东那样可以只凭自己的意愿就‘发动群众’打倒一切,指挥一切,…的至高无上的‘领袖’;何况他设想半年结束‘文革’,不行延长一年,再延长到两年,一直到他去世已经十年,要打倒的人早打倒完了,要树的人都树起来了,他许诺的东西有影子吗?新搞起来的东西真比过去的好吗?能结束了吗?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有信任或信仰吗?还有什么‘革命热情’吗?不都成为‘逍遥派’了吗?

    对任何事,任何人,特别是对‘文革’这样复杂的历史事件,我们只能否定应该否定的东西,而且要否定适度,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而且要肯定适度。任何人都不能从自己出发一直到结束,社会问题不能由个人或少数人的好恶来定,也不是多数可以对少数专政,包括‘文革’时期,也包括革除当今社会的各种弊端,特别是政治体制的弊端。

    一,卫子游先生否定胡平认为发动文革的目的是领袖人物生前防止篡权,死后防止被清算的观点,他说这样的观点是肤浅的。他认为文革是领袖保卫自己正确路线的斗争,至于残酷打击‘走资派’、‘学术权威’和其他‘牛鬼蛇神’,树立自己的绝对地位只是方法。在卫先生们看来,领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才能不顾一切‘铁面无私’(我理解是对与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不管有多大的功劳,同样逆我者亡,狭义理解我就理解不了),还‘能冷酷无情地杀人’(那是下面具体干的)。至于冤枉死了多少无辜,虽然不好,恐怕人们也只能承认是必要的‘代价’或‘学费’。这样的观点,经过文革的人是再熟悉不过了,既不深,也不前。

    卫先生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不是领袖一个人的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领袖一个人的‘社稷’。从共产党一开始起,这就是一个神圣不可逾越的原则,不知道这一点,可能是落后或无知,不遵守这一点,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革命信仰的背叛,不管他过去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胡平先生说领袖主观如何很难拿出直接的证据,只能是一种对‘方法’、‘过程’与‘结果’的分析,因为不能用方法、过程与结果去简单证明动机,动机是人头脑里的东西,除他自己外,任何人都直接看不到;但认为他说出来的就一定是真的,恐怕也没有人都信,故卫先生们的观点同样没有什么说服力。其实,动机与效果的唯物辨证关系,领袖自己说得非常清楚,也非常正确,还有医生治病的例子,卫先生可以去看看,当然,我们也要这样去看领袖。在唯物主义者看来,动机不是分析事物第一要素,那只是后期怎样处理事情必须的参考根据,要在‘唯物’的基础上看‘唯心(动机)’,因为我们承认,从另外的角度看,‘动机’也是客观存在的,哪怕它存在于头脑之中,只是我们只能从客观的结果出发。至于动机、目的、手段同样是辨证关系,人们很难理解,一个善良的动机、一个高尚的目的,却不尊重事实,甚至采取卑鄙残忍的手段,只有军事斗争才可以不择手段;何况就是军事斗争,也不虐待俘虏,要给出路,也要在相当范围讲究诚信,这是人类文明的表现。

    我们就按领袖说的来看,第一,领袖说当时的中央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根据在哪里?就凭他那几百字的‘一张大字报’?按一般原则这可不是任何个人可以说了算的,对如此巨大的政府来说必须如此,因为还有宪法存在;对于有严格理论和组织原则的共产党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党内思想斗争是有党的规矩的,那可不是以人划线,欲加之罪,逆我者亡。至于‘一条路线’的认定同样非常不简单,特别是一条‘你死我活’的路线。如果胡先生是60 年代后的人,你是怎么判断的?你拿出哪怕一条根据了吗?就算能把当年起劲造反的‘红卫兵’或‘梁效’之流今天请来,剥夺他们以势压人的权力,让他们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说清楚,证明当时的中央执行的是资本主义路线,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吗?我敢狂妄地说,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马克思没有,列宁没有,毛泽东没有,邓小平也没有,…。而在‘毛泽东时代’,那时说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不科学,有的还是错误的,带着相当程度的极端主义色彩。比如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民营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挂‘共产党旗帜’执政的是社会主义,甚至共产党员当头才能是社会主义,非共产党员做一把手就不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社会主义,而且无产阶级要由共产党代表,而共产党要绝对听领袖一个人的才是社会主义,否则就是资本主义;农民种田是社会主义,搞‘副业’是资本主义,甚至养两只鸡算社会主义,养三只就成资本主义尾巴,…。卫先生说,按当时的‘语境’,‘发家致富’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就要算成资本主义路线内容,要打倒,这能成为发动底层群众起来进行‘路线斗争’的‘革命’的根据吗?不是太可笑了吗?所以,我真希望能听到卫先生对路线斗争既‘深邃’又‘前瞻’的定义,解决全世界共产党人一两百年来争论不休都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以取得科学、准确而具体的结论,其功劳可‘名垂青史’。如果卫先生们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或者毛泽东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那还有真理与科学吗?还有人类文明进步吗?这种连立论的前提都没有的观点毫无意义,连‘肤浅’都不如,我甚至说是文明的大倒退。

    毛泽东在建国后想搞的到底是什么主义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大是大非问题,可以说,正是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才导致今天严重问题的重演和出现。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除了要丰富的知识和高度民主与法制环境外,还一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二要有高水平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绝对不搞‘本本主义’。对‘人民’的理解绝对不仅是‘无产阶级’,更不能由‘无产阶级’代替,也不完全是‘底层群众’。如果卫先生们对 ‘正确路线’和我等没有共识,就没有讨论的必要。

二,卫先生说中共的革命理想是‘平等主义’,一般还是‘平民大众主义’,我感到真是‘奇闻’。

    不知道卫先生看没看过有关共产党的书,你是从哪里找出来的?也不知道卫先生论述‘平等主义’的书或文章怎么去找。平等的含义大家的理解可能差别不大,加上‘主义’就不知道卫先生要赋予什么新内容。我的理解,名词加上‘主义’后,有的就要把它原来的意义绝对化,无限化,比如‘自由’与‘自由主义’,‘个人’与‘个人主义’,‘理想’与‘理想主义’等就是,这样做往往会因为过头而‘变质’,使合理的东西变成荒谬的东西;有的是把它原来的含义借来另外赋予价值,成为新东西,比如‘资本’与‘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如果卫先生是把自己的‘平等主义’硬加在中共身上,就太不自量力了!太庸俗低级了!

    平等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精华之一,马克思主义当然吸收了它,成为理想社会的特性之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就包含这种平等观念,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就是其基本要求,但绝对不是消灭人,也不能把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像‘阶级斗争’响彻云霄时候那样;对平等的理解也要承认差别的客观性与合理程度,不是绝对平等,那样做,恰恰都是在反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把甲级战犯‘改造’成人民,而且还给以比较优裕的生活待遇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平等观念正确而生动的体现;就是对他们的思想也是说服,不是压服,因为中国领袖说,压而不服,外国导师说,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在此,需要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同样还把人类文明里科学、民主、自由与博爱都吸收了进来,但不是简单地搬,也不互相孤立,故并没有用‘平等主义’这样的概念。可是过去在阶级斗争喊得直冲云霄的时候,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甚至全方位上违背了这些重要原则,有的阶级斗争能力特别强的人都到了丧失人性的程度,达到‘冷酷、残忍’的地步,那真是人类文明的耻辱,不是一个真正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人办得出来的事情,那才是真正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也不需要这些;而在‘市场万能’与‘私有万能’的今天,在‘一把手’仍然可以‘一手遮天’的今天,在话语权等民主权利上,在经济地位上又产生了新的极大的不平等,出现新的灾难,同样背离了这些根本性的原则。看来,真正理解并自觉严格执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根本原则真不容易!不进行深入、严格、科学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是不行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文革情未了’的先生们,如果让他们再搞文革,对他们的‘革命对象’就不是斗倒、斗臭,而要到‘整死’为止。因为在他们看来,文革只斗倒、斗臭的走资派、权威、教授、老师、医生,不如当时就把他们整死,因为原来他们今天就是这样。是多么可怕的一群!他们真敢大言不惭地表示,可以烂杀无辜,而且把文革时被斗的和今天部分不耻的,多不是同一个人,也不是同样表现的人,硬混为一谈,真是思想进水!

三,文革真是底层群众的革命吗?真是他们的节日吗?

    卫先生们要我们正确认识‘文革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十分关键的内容就是那时底层群众有任意‘造反权利’和‘革命权利’,所谓‘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在我看来,那实质是一个没有什么正确理论,也没有什么科学目标的无政府主义大发泄。没有经过文革的卫先生们,那样的‘革命权利’能给我们,包括造反者在内,除了破坏性而外,还能拿到什么物质的或是精神的有价值的东西,能为时间和全世界人民认可的东西?你知道十年文革,给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多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损失,有很多几乎不可能挽救了,同时也浪费了中华民族多么宝贵的时间,你不也说是‘民族的灾难’吗?

    认为文革里底层群众有‘造反权利’,我看才非常‘肤浅’,那完全是假象,是一种为别人当枪使,为别人火中取栗,被人煽动利用,损失了自己的重大利益却反而感到自己多么潇洒的人的观点,实在有点可悲。我只问一个问题,你能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的反吗?就是最底层的都不行,因为领袖十年前‘反右’就有言在先,‘反小和尚,就是反我老和尚’;不说反,你敢说不同意吗?我在私底下说江青主张把临时工立刻转正是不负责任,被‘揭发’,就成为‘现行反革命罪行’。卫先生们,造反派们都反了些什么,你能给我们说清楚吗?总不能说把党委一概打倒,让政府一律瘫痪,把带‘长’字的都带上‘走资派’帽子关进‘牛棚’,让规章制度统统作废,把历史留下来的统统砸烂,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做像样的理论说明和相应的讨论,也不经过必要的程序,这就是‘革命’吧。要是那样,要法制社会干什么?还不得天下大乱,有枪就是‘草头王’,那只能是对社会、对人民极不负责任。

    再或者‘红司令’说打倒谁就打倒谁,说怎么干就怎么干,比如说考试可以交头接耳,考生就可以互相交流,…。真那样,干脆回到封建社会算了!一切‘奉旨行事’,由‘父母官’做主。我们不去说今天是副统帅,明天就是大坏蛋,大家理解起来很难,因为人离我们太远,只能听人摆布;就说你单位的‘走资派’有几个最后不仍然是‘红色政权’的‘革命干部’,他在原地或换个地方,你仍然要在他的‘一元化领导’之下吗?这种‘一元化领导’发展到今天你真不知道是什么结果?至于‘反动权威’后来不是你‘促生产’和‘复课闹革命’时仍然要向他们学习知识和技术吗?那些知识和技术真的因为经过‘革命’就变成另外的内容了?我可以武断地说,中国没有那一个地方,在进行‘革命’时是把过去的事情真正搞清楚了的,甚至包括今天进行的‘改革’,错误在那里,表现是什么,原因是什么,责任谁承担,改正的办法是什么,…;正确的是什么,怎么继续发扬,…?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既统统是一笔糊涂帐,又全是一阵风。

   可以说,过去‘革命’时完全是强词夺理,以势压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连‘革命者’自己都没搞清楚,实际也不用搞清楚,‘指向哪里就打向那里’。可以说是主观主义猖狂,行而上学横行,盲目服从为上,…,所以根本不可能得到真理与共识,这能有好结果?就是损失了不能赖帐了,就说是必要的代价或学费,甚至还不算经济帐,没有任何责任追就,今后有可能改正提高吗?几十年的历史,难道基本上不是这样吗?花样、内容有所不同,实质有什么区别?中国人民还愿意这样下去吗?在沉痛的现实和有觉悟人们的努力下,我们才刚刚在民主决策,科学决策道路上走了几步,政治文明建设才开始提到日程上来,卫先生就主张重走专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结合的文革式道路,真不知道他要想干什么?!

    我要善意提醒‘文革情未了’的先生们,文革那时你若对‘上面’的意图体会错了,弄不好,还真不好‘交代’。比如北京的几大‘司令’,他们是领袖的大‘功臣’,即使得到最高领导者的关怀,68年后好像结果都不很美妙,可能他们不明白,需要打倒的人倒了以后,就‘轮到小将犯错误’了。至于广大基层群众,搞了十来年,到底损失了多少,真正得到什么,卫先生们没有亲身体会,应该去调查,用事实说话,以体现你屁股坐得端,立场站得正,对他们真有感情,同时还有点科学精神,不是‘坐而论道’。

    …。人们受到不公正对待,正当权利受到损害,起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正是我们当前铲除专制主义和原始资本主义,建立民主法制社会的任务。但没有真正高度民主法制观念的人,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无论是‘革命’领导,还是基层群众,历史反反复复证明了这一结论。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回答黄炎培担心专制主义轮回不断时说,我们找到的法宝就是‘民主与法制’。可惜的是,对此他也是一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并没有开创新的历史。但愿今后中国没有这样的领导人,国家体制,党的组织建设不再存在它的‘土壤’,也希望基层群众提高觉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用正确的方法,不为别人火中取栗,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如果还有人寄希望于‘救世主’,也肯定会失望的!

 

金字塔权力组织结构需民众权利来约束

康新贵 广东平正信诚律师事务所

2007年12月24日

邮箱:kxglawyer2005@126.com

一、金字塔组织结构与腐败的产生

中国社会目前是一个政府主导性社会。政府主导性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政策、行政权力等对社会和经济的运行干预很大。这种干预一旦脱离了有效的监督,必然使那些贪婪的官僚乘机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权力寻租。

法国的孟德斯鸠认为有权者都容易滥用权力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这是典型的“性恶论”。因此,他认为防止权力滥用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建立一种用权力约束权力的政治体制,以确保人们的自由。这是西方社会确立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思想根源之一。

现代组织结构的理论认为,现代理性的科层制度,其组织结构一般呈现出金字塔型,这种组织形态往往被认为是最现实、可行和高效率的,也是符合理性的一种组织结构。事实上至今也没有比金字塔型更为现实可行的方式来制定组织中各个职务的权责。然而,正是由于最高权力集中于顶端,因而也就不可避免的显示出独裁、垄断的色彩。当这种垄断发展到极端时,便会表现出整个组织被少数人所完全控制,领导方式就会表现为高度集权。
不论是在企业,地区行政系统、国家行政系统,还是在一个政党内部,只要组织形态采用金字塔结构,那么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独裁就是极其自然的,甚至可以说,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不产生独裁是不可能的。下级对上级无条件的绝对服从,同一级之间没有多少联系和相互竞争、制衡存在,下级官员的晋升、嘉奖等完全取决于上级领导个人对他的好恶及关系的好坏,久而久之,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的服从就变成了盲目、无条件的绝对服从,甚至是为了取得上一级领导的信任和喜欢,不惜溜须拍马来迎合上级领导的意图,最后,一切权力集中到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手里,甚至是个别人手中。一切取决于这些人的个人素质、领导意识及个人好恶等。

陈良宇、陈克杰们之所以能够腐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是当地党的“一把手”,位于当地金字塔组织的顶端,拥有当地金字塔组织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反腐败的关键之一是否能制约、监督这些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手中的权力。

二、二个分权体系的存在状况与腐败的产生

在多元化社会组织中,存在着二个权力分配体系。第一个权力分配体系是政治势力权力分配体系;第二个权力分配体系是国家机关权力分配体系。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竞争首先表现为政党之间的竞争,同时参与竞争的还有工会等各种组织。这些不同的政党、社会团体内部及其相互间进行竞争、制约,呈现一种并存、制衡的局面,这是政治势力分权体系;至于国家机关权力分配体系,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与相互制衡。这二个分权体系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相互制约,共同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组织。 

国家机关权力分权体系→政治势力分权体系

    在社会组织中 ,第一个分权体系,即政治势力分权体系是基础,它直接决定着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国家机关权力体系的内容和活动方式。没有政治势力分权体系,国家机关权力分配体系也就不复存在或名存实亡;反过来,国家机关权力分配体系的存在,使政治势力分权体系能够稳固的存在下去,它使政治势力分权体系的存在合法化、制度化,它为各种政治势力之间进行广泛、深入的竞争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上的保障。

    当第一个权力体系中的某种政治势力的力量大大超过其他政治势力,即使其他政治力量团结起来(也可能是无法团结)也不足以和这一强大的政治势力相抗衡,就会出现政治势力体系的不平衡,即出现了某一“垄断政治势力”,这就意味着政治舞台上的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竞争不复存在,表现在国家机关权力分配方面,就会出现垄断和高度集权,国家机关的大权就会被完全控制在“垄断政治势力”手中。而这种垄断势力组织,所采用的组织形式通常都是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这就必然造成控制整个国家社会运行的大权被这个垄断组织中位于顶端的少数几个人所垄断控制。

三、民众权利的建立比分权制度更加重要。

如果说在立法、行政和执法方面建立起了三权分立制度是遏制权力腐败的一个途径,那么第二个手段是建立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利。那是游行、示威、结社、罢工等种种合法手段。

目前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层、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①很明显,劳动者阶层已成为弱势群体。而理论上劳动者中的工人阶级属于领导阶级、农民则是工农联盟的主要组成部分,很明显,这样一个弱势群体很难真正实现其阶级对国家的领导权,对社会的监督作用也就十分有限了。

提倡制度文明建设,就是要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创设适合时代发展潮流和代表大多数人意志的各项制度。从反腐败的角度上说,一是要放权,避免权力过大,这是一个基础性和根本性因素,陈良宇们之所以能够腐败,是因为他们个人有权——直接或间接的有权作出影响经济运行的重要决定。

那么怎样才能制约个人权力过大?只有完善公民权利,如结社权利,罢工权利、游行示威权利。没有这些人民的基本权利,遏制腐败都是侈谈。人民大众的基本权利恰恰是对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弊端的调整,使顶端的最高权力不再至高无上。

参考文献:1.康新贵 《当代中国社会四个阶层的划分与阶层矛盾》 网络 (中国社会学) 2007年9月;

作者 康新贵 民主建国会会员 ,职业 律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税务师,工作单位:广东平正信诚律师事务所 邮箱:kxglawyer2005@126.com 手机 13553954629 。

 

 

发件人:"heji" <wyzxheji@gmail.com>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2-22 09:07:27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剖析中国的宏观经济——兼论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 

剖析中国的宏观经济——兼论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

荷戟

当前中国出现的通货膨胀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热钱的流入带来的经济风险?人民币是否应该大幅升值?

一、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

今年11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6.9%,而8、9、10月份该指数分别是6.5%,6.2%,6.5%。连续几个月CPI指数大幅超过4%的警戒线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全面的通货膨胀。中国是一个对外依存度超高的国家,今年前十个月,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占GDP增长量的80%以上。本次通货膨胀其实存在内外两方面原因,除了由投资(主要是外商投资)、出口(主要是外资出口)拉动GDP连年高增长,银行连续几年货币政策宽松大肆放贷,国际石油、粮食价格高涨之外,近几年外汇储备的超高速增加,是导致通胀的重要原因。由于内部两极分化严重,消费严重不足,当前的严重通货膨胀有在一两年内转入通货紧缩的可能。

根据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推算,今年前十个月外汇储备增加了4000亿美元左右,而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前10月我国贸易顺差为2000亿美元,其余的外汇储备增加额为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国际投机资本。这样,热钱总量(即顺差之外的外汇储备)在50%左右。以第一季度为例,外汇储备增加1357亿美元,其中仅465亿为贸易顺差,159亿为外商直接投资(FDI),尚有700多亿被怀疑为国外投机资本。据《上海证券报》等媒体报道,从今年四月起,外汇管理局对沿海10个省市启动了外汇资金流入与结汇专项检查,发现贸易和投资项下确实存在资金异常流入现象,并对29家银行进行了处罚。实际上,仍有大量的投机资本伪装成经常项目进入国内,比如虚假贸易、虚假进出口价格等方式成为贸易顺差,伪装成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地下钱庄等方式进入中国。在8月8日的《国际金融报》报道说,外管局发出警告:今年仅上半年就至少有1000亿美元的热钱流入中国。这样算来,即使是最保守估计,纯粹的投机资本也有35%。

高额外汇储备的增长必然导致M1与M2的增长的失控,为通货膨胀的形成提供货币基础。而国外投机资本进入楼市、股市市场,带动国内投机资本蜂拥而至,导致近年来资产价格严重泡沫化。

二、人民币升值与外汇储备大幅增长

我们注意到,此次外汇储备的激增、资产价格泡沫化、通货膨胀形成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形成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加快上升同步。自2005年7月汇改之后,到现在人民币升值已经达12%,进入07年后,人民币升值速度明显加快。长远来看,只要还存在着升值预期,只要人民币还未升值到位,无论人民币是快升还是慢升,都会刺激国际热钱涌入。因为楼市、股市等资产价格上涨预期是跟人民币升值预期联系在一起的。这轮楼市、股市价格高速上涨直至出现了严重泡沫,在鼓吹价格上涨的言论中,人民币的升值是一个最普遍也最重要的理由。可以说,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是股市楼市价格暴涨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中国今年股市楼市的暴涨,再加上人民币逐渐加速的升值,必然刺激海外投资与投机热钱的大量涌入,与此同时贸易顺差在持续扩大,使中国外汇储备以异常的速度增长。

三、人民币升值与中美顺差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来自美国,而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的理由是中美间存在的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是贸易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主要是FDI)。在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以压迫人民币升值为幌子,迫使中国金融开放一直是美方的主要目的。而中方则接受了美方强加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只是没有按照美方快速大幅升值的意图。人民币采取了慢升的策略,但与此同时,是金融领域的大让步、大开放。可以说,这是对中国最不利的谈判结果。中方在没有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同时给外资流入、占据国内金融制高点、流出大开方便之门,这刚好为对手进入中国、投机中国资产,进而抛空中国资产、逃走套利,搞垮中国金融与经济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与便利的渠道。

事实证明当前中国采取的人民币小幅慢升策略是不可取的,自2005年升值以来,贸易逆差、FDI与投机热钱都快速增长。但按照有些学者建议,让人民币升幅加快,每年升10%,只能导致楼市、股市资产上涨,而热钱更加迅猛的涌入,使双顺差更加严重。实际上07年以来,前十个月人民币升值6%,速度已经够快,结果仍然是是热钱大量涌入,通货膨胀严重。假如从05年开始就大幅升值只能使通胀较早到来。

在对外资开放、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的前提下,只有一种办法可以阻止热钱的涌入,就是人民币一次升值到位。但这种方案是基本不可行的。

首先,中国是对外依存度高达80%的国家,经济结构已经严重失衡,调整经济结构只能逐渐增大国民消费占经济增长的份额减低对外依存度,实现产业升级,逐步提高出口产业的利润率。如果一次升值到位,就会导致内需仍然不足的状况下,就连当前微薄的打工利润也丧失殆尽,使中国经济增长基本停滞,必然引发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其次,无法欲知升值到多少是到位。比较流行的说法,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在5左右,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汇率是1.8,而一些美国学者的计算是2左右。

可以说只要中美之间还存在着大幅的双顺差,美方就会不断压迫人民币升值。但是,其实美方也知道,人民币升值根本不可能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正如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的升值没有减少美国的逆差一样。原因很简单,自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一直逐渐贬值,而近10年,美元货币印刷总量超过过去四十年印刷总量,世界经济体系内存在大量的美元资本在寻求增值机会,这成为美元资本进入中国的强大动力。中美的贸易顺差从宏观看是由两国产业结构决定的,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低端消费品在美国是刚性需求,美国已经几乎没有这些产业也不准备再大力发展这些产业,而中国如此大量的制造能力又是其他国家一时无法代替的。从微观看,顺差的产生跟中国外贸企业的生产要素价格(主要是工人工资)偏低有关。可以说,人民币升值后,短期内看,美国将仍然向中国进口大量的产品,但中国产品换回的美元将比原来增多,这意味着中美顺差进一步扩大。中美顺差过大,主要责任在美国。美国对华高科技及高科技产品出口实行严格管制,限制中国从美国进口。中国要实现产业升级需要的高新技术及高新技术产品美国不卖,这是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美国还严格限制中国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投资。这是中国对美双顺差的主要原因。

四、人民币升值与中国的宏观经济

人民币升值将对中国的外贸产业造成什么影响?据海关统计,今年1-10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7593.2亿美元,累计贸易顺差为2123.6亿美元。其中对美贸易顺差为1338.5亿美元。而2000亿贸易顺差中,单单加工贸易项下的顺差就高达1980亿,而其中外资企业占有最大的分额。可以说,中国出口顺差的形成,一大半是由外企造成,绝大部分是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但人民币升值对外资为主的加工贸易影响远小于内资为主的一般贸易。根据海关统计,中国连续多年的贸易顺差都是由外资加工贸易推动的。可以说,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将使本来就处于劣势、正处于成长期的本土出口企业逐渐萎缩,而外资企业逐渐做大。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短期内人民币的升值所获得的收益,主要将被外商所得,这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的外向性。

假如当前错误政策仍然不能得到调整,我们可以对中国外贸产业做出如下的预期:人民币不断升值,短期内,由于其他国家无法替代中国制造,美国任然不得不进口大量的中国产品,中美贸易顺差继续增大,外商获利日益丰厚。由于美国仍然限制中国购买他的企业以及高科技、高科技产品,中美双顺差无法解决,假如人民币继续不断升值,超过一定额度(即实际汇率点)后,外资出口企业将逐渐转移到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正如当前中国的外贸企业是从东亚其他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转移过来一样。美国的贸易逆差仍然无法解决。人民币升值后,短期内出口产品将卖的更贵,升值红利将以外商企业利润的形式存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中国最终所失将远远大于所得。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发生投机资本在泡沫顶端做空中国的金融危机,外资投机资本与产业资本套利逃离的局面。

这样看来,对于中国整体经济,人民币升值主要后果是:1、引起海外热钱的大量涌入,造成中国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流动性泛滥,股市楼市泡沫化,通货膨胀严重,金融危机迫在眉睫。2、使以一般贸易为主的本土出口企业举步维艰,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资企业更加强大,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产业红利被外商攫取。

美国压迫中国人民币升值以解决美国逆差是毫无道理的,即在理论上不通,又一再被历史事实如日本、德国货币升值的过程证伪。从微观看来,导致顺差的原因除了人民币汇率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决定企业出口产品价格生产要素价格,其中对做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主要的是劳动力成本。比如,如果人民币严重贬值,短期内看企业出口产品价格以美元定价将十分具有竞争力,但长期内看,企业将会有较大的空间提高产品价格以获取最大利润,产品价格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会弥补货币的贬值。

如果出口产品价格偏低,的确是中国财富的廉价外流。但解决这种财富外流最差的办法就是人民币升值。因为大幅升值无疑会造成中国经济的严重灾难。而小幅度升值,如前面所分析的,除了金融风险外,将导致利润大量流到外商手中。制止中国财富通过出口方式大量外流、减少贸易顺差的唯一方法是提高外资加工贸易企业生产要素的价格,对于他们而言,主要的是工人工资。只有大幅度提高中国工人的工资(比如,将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一倍),才能进而促使出口产品价格上涨。这样一种提价方式将使利益分配更加合理,使社会更加公平,使利润留在中国人手中。而大幅度提高中国工人的工资会改变国内经济增长主要由出口拉动的局面,有力地启动内需,以应对当前通货膨胀过后造成的通货紧缩。

国内一些学者,如余永定、仲大军等都是支持人民币升值,甚至是大幅度升值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楼市、股市泡沫的成因,对外贸顺差的成因,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热钱涌入将引发的金融风险考虑不周。另外他们都以为人民币升值等于中国产品的价格提高,等于中国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出口企业以外资为主这个条件,没有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其实最终还是在外国投资者那里——这样的局面和80年代的日本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人民币升值预期不仅无助于解决中美贸易顺差,反而刺激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并给中国金融体系造成严重安全隐患。而美国要解决与中国逆差过大问题按道理应该指责中国人权状况差,劳动力价格偏低,但是美国采取的却是不断强压人民币升值,这是不正常的,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是在复制当年制造日本泡沫的程序。

五、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以上讨论并结合国内外形势提出以下建议:

1、增强危机意识,掌握人民币主权,坚决顶住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消除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鉴于当前人民币已经迅速升到7.3,建议人民币可一次升到7,然后稳住不动。假如08年受美国次级债危机影响,中国出口减少之时,人民币甚至可以略有贬值。这样的目的是打消人民币升值预期。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消除,也会同时制止楼市、股市资产上涨的预期,阻止热钱的涌入。

2、为了应对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扩大的指责,相应地提高工人工资,进而提高出口产品价格。这种方式同样可以减少对美顺差,而危害较少,反而可以启动内需,与解决产能过剩、对外依存度高的目标并行不悖,还可以应对未来的通货紧缩。这也是防止对外贸易利润全部流入外商手中的唯一方法。

3、由于中国对外依存度高达80%,反通货膨胀必须全面限制外商投资即FDI的增长。外资进入可以说是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必须停止当前的产业开放以及金融开放。外资对中国产业和金融业的收购严重危害了中国产业安全与金融安全,除此之外,又制造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导致了通货膨胀。外资产业中,很大一部分是对外贸易类产业,这类资本,不仅增加了资本项目(FDI)同时又增加了经常项目(贸易顺差),在对外依存度过高的今天,因此需要格外严厉限制。总之在当前资本充裕到发生通胀危险的时候,必须严格限制外资的流入。

4、全面限制境外热钱通过各种渠道的流入,提高监管水平,规范对外贸易以及引进投资的流程,防止投机资本伪装成贸易顺差以及FDI进入国内。打击地下钱庄。
5、为解决中美收支失衡问题,要求美国实行对等的产业与金融开放政策并取消对中国引进高新技术、收购美国科技、能源公司的限制。

6、中国要实现自主创新,应尽量利用国外资本与技术,但前提是独立自主。当前流动性充沛的情况下,应把一部分资本引导到启动内需、实现社会公平。但最重要的是引导到自主创新方向上来。当前所采取的成立中投公司海外投机为美国次级贷买单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7、在中国储备大量美元前提下,中国当然支持强美元。但是美元如果继续贬值,中国只能抛售美元,买入稳健货币如欧元,增多黄金和石油等能源储备。必要时,要和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等石油大国联合行动,慎重推动美元霸权的解体进程。慎重推动美元解体进程,并不是一定要实现,而是可以适当展开,以对美产生威慑,增大谈判桌上的砝码。

 

 

编者按:论语+京戏,扯下一些人对中华文明叶公好龙式热爱的面纱,翟玉忠先生这篇文章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的全盘西化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中国迥异于西方的本土学术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根除全盘西化取决于以道家哲学为基础,以法家为政治经济范式的中华道/法原文明的复兴?

 

发件人:"新法家传真" <alexzhai1@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7-12-23 09:57:1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全盘西化及其制度基础——兼论东方文艺复兴 

全盘西化及其制度基础

——兼论东方文艺复兴

翟玉忠

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一个奇怪的规律:时不时刮起反西化风,风一过,西风照样压倒东风。最有趣的例子发生在前两年国人开始反思改革成败之时。一位知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领域的西化痛心疾首,甚至指出那些严重西化的人不宜在高校及研究机构当领导;那些学西方经济学的先生们马上反唇相讥: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的东西,你们也不是照样"西化"不误!

于是大小报纸,长短报告中更多了"中国特色"之类的东西,比如中国特色民主吧,大体就是让西方民主的马儿在中国慢些走,到头还是要将故宫改造成白宫——大方向不变!等照抄西方出了问题,再刮起反西化风不迟!

比较起来,还是学者北冥先生实事求是,他在自己的博客中指出中国自晚清以来经历了四次大规模西化运动(http://vip.bokee.com/20071129431518.html )。第一次是洋务运动,第二次是"五四"运动,第三次是1949 年以后,中国"进行了一次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极度彻底的单一西化,从指导思想到社会政治制度,全部进行了更新"。第四次是改革开放以后。据说这次西化运动也和"五四"运动一样是由民间主导的,所以必然成功。

笔者实在看不出最后这次西化运动是单纯由民间主导的,更看不出民间主导与西化必胜之间的因果关系,呜呼哀哉!

北冥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的东西,这有利于我们探寻什么是中国自己的东西;因为假如中国本土学术全被否定了,或都被贴上了非学术的标签,当然只能是全盘西化一条路了!所以首先大家要弄清楚,中国学术的特点是什么,她与西方学术有何不同?

何处望神州——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 

如果用西医标准衡量中医,中医就很难说是科学,因为西方医学中没有阴阳五行这种适用于整体观的理论体系;如果用西方学术标准衡量中国学术,就很难说中国存在学术。老子是学术吗?在老子中你绝对看不出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典范的学术范式——没有严格的定义,没有严密的推理。

事实是,中国的确有一个以《老子》、《商君书》、《九章算术》、《黄帝内经》、《孙子兵法》待诸多经典构筑的庞大的学术体系,这种已经在东亚大地上存在了数千年的学术体系与西方学术血统完全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生成背景不同。中国的学术皆出于官学,而西方学术则出于私学。文献学家余嘉锡先生(1884~1955 )言"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所以大家读中国的经典学术著作,千万不要以为《黄帝内经》就是黄帝作的,《商君书》就是商鞅作的,这些书是一代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学术成果层层累积的结晶。比如《商君书》是晋法家商鞅学派的代表作,其中应有商鞅本人的作品,但也包括许多商鞅弟子、后学的多次整理、附益和增饰,书中的一些事件是商鞅死后才发生的。

中国学术出于官学还能从《尚书》、《逸周书》、《周礼》这样的西周官方文献中看出来,《逸周书》可谓中国学术之母——政治、经济、兵学、小说……无所不包。公元前770 年周平王将周朝的都城由镐京迁到洛邑,穷得没有钱办丧事,各类职官就带着经典奔向各诸侯国,这才有了诸子百家。诸子百家实际上只是官学的不同方面,大体是以道家为哲学基础,以法家为政治经济架构(中华原文明的道/ 法形态),我们能从西汉统一后诸子百家陆沉,黄老治世理念中清晰地看出来。汉以后中华古典文明儒化,官学的这个特点变得模糊了。

西方学术不同,从古希腊时代起,学术就为有闲阶层私人垄断。读亚里士多德的书,作者就是亚里士多德,读《几何原本》,作者就是欧几里得,"知识产权"清晰。当然西方的政治家也曾影响过学术,但西方学术的主流从来就不是官学。

中国学术著作的作者都分不清究竟是谁,于是在有些人眼里中国学术就成了非学术,最多是"术"。比如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吧,绝对不能叫经济学,最多叫理财之术,桑弘羊,陈云之徒则为理财家。这些人不清楚,《九章算术》并不比《几何原本》落后,《孙子兵法》可以同西方任何一本战争理论抗衡——中国学术是我们的先人智慧层层累积的有机体,是我们的国魂——没有人确切知道自己的灵魂的重量,但它是最宝贵的! 

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第二个不同点是他们的概念体系和学术范式不同。西方学术受柏拉图及其于公元前387 年在雅典创办的学园(Academy)的影响极大,西方学术注重反映事物共相的概念并按照严格的逻辑寻求真理。年轻时欧几里得曾在柏拉图学园里攻读过几何,他的《几何原本》后来成为西方学术的标准范式。 

据说在柏拉图学园的大门口刻有"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几个字,西方学术的泛数理化倾向也在那里形成。我们不是说柏拉图提倡十年数学教育有什么错,而是因为他不依赖对天象的观察,主张凭借纯粹的数和图形来研究天体运动的学术方法。西方现代经济学数理化已经荒唐到了这样的地步,学完经济学的大学毕业生甚至看不懂公司的财务报表——历史事实是,数理化最初几乎只限于经济应用领域,而不是经济理论本身。 

中国学术不重视概念的定义以及严密的逻辑推理,她重视感知和意悟,对知识内容的直接阐发,而且常常用类比和比喻的方法。今天大家读《韩非子》、《墨子》这样的中国学术经典,就知道他们不是用西方学术论文的体裁,而是用散文体写成的,语言极为优美,道理极为深刻。

比如中国学术中讲产权要公私相分,不是从什么"天赋人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之类的假定开始推理,而是讲了一个"百人逐兔"的故事,要人们理解政治经济体系中公私分明的重要意义。《吕氏春秋·慎势篇》引《慎子》云:"'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分定而已矣。" 

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第三个不同点是二者的治学目的不同。如果说神话是人类学术的胚胎,那们东西学术的分野最早可以追溯到神话时代。在西方传统的基督教神话中,世界是他创的,神在他所创的世界体系之外,这是西方二元论的最初思维形态。中国典型的神话则不是这样,世界是神自创的,神的躯体构成了我们所见的世界。如盘古创世传说,三国时吴国太常卿徐整在其著《五远历年纪》载:"天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 

所以,长期受二元论浸淫的西方哲学家习惯于将可以感知的具体事物和理念分离开来,知识目的是寻求这种超越现实的真实理念。西方哲学中有洞穴喻,在柏拉图这个影响深远的著名的比喻里,人不过是感觉世界(洞穴)中的被捆得死死的囚徒,看到真实世界就要走出洞穴,才能看到世界的本原。

中国哲学最典型的形态是道论。金文中已确认有"道"字,《貉子卣》上的"道"字,由"行"与"首"两个部件组成,即道路之意。后来这个"道"字被中国哲学家引深开去,具有了无比丰富的内涵。在老子《道德经》中,道是最高的哲学范畴。中国诸子百家所指的道本身是自我生成的,不是与现实世界相对的理念世界的产物——他们寻求的是"现世"的知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何星亮先生在《中西治学目的之差异》(http://www.enweiculture.com/culture/dsptext.asp?lmdm=030102&wddm=0079&file=20038190301020079.htm )一文中将中西学术治学目的不同归纳为:一是"求知"与"求用"差异,二是"求法则"与"求事实"的差异,可谓精当——中国数学领先世界千载,但《九章算术》和《几何原理》的行文结构完全不同,前者的每一章都以实用问题的解决为目的,后者则建立了用定义、公理、定理、证明构成的纯粹的演绎逻辑体系。 

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生成背景、学术范式和治学目的不同,就说中国没有学术,或中国古代知识不是学术,只是文学作品是不对的。西方学术有优点,也有弱点,我们学习西方学术的时候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凡是不按西方学术标准作学问的都不是学术,只有像二十世纪中国诸多学者那样用西方学术的解剖刀屠宰中国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医学体系才是学术——何处望神州!中国本土学术被野蛮肢解后,全面西化才大行其道的!

城头变换大王旗——中国学术版图的历史变迁 

在政治统一,教育资源极度稀缺的商周,技术官职的世袭显然是知识传承的最好方式。杨宽先生通过对西周金文的详细考察认定西周世官世禄制的存在:"西周长期实行重要官爵世袭制,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虢季氏世代为师和微氏世代为史。"(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366页)其他学者的研究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请注意,这里的世官不等于世职,但掌管历史、音乐、天文、历法、算术的官员从父学,世代相传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秦汉。 

荀子总结事务性公务人员的职责时说:"按照法律准则、尺度 量器、刑法、地图户籍来办事,即使不懂它们的旨意,也严格地遵守具体条文,小心谨慎地不敢删减或增加,父亲将它们传给儿子,用来扶助王公;所以夏、商、周三代虽然都灭亡了,但政策法制仍然保存着,这是各级官吏取得俸禄的缘由。"(《荀子·荣辱第四》原文: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 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 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 )

陕西是周王朝的崛起之地,平王东迁远远不是简单的统治中心的变化,他意味着西周中央政权的衰落以及官学的失守,为春秋战国私学的兴起打开了大门。如果不是汉儒将这一阶段的私学总结为诸子百家,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是西周官学的延展,是以道家为哲学基础,以法家为政治经济模式的华夏文明的高度发展期。从哲学到兵学,从外交理论到外交实践,所有的古典学术都重新得到总结和发扬——那是怎样令人激动人心的时代啊!

如果说私学兴起对中国古典学术的繁荣有再造之功,那么他还有将中国古典学术异化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儒墨凭借教育手段成为显学。他们的学说影响极大,举例说,公元前四世纪末,燕王哙竟要效仿儒墨鼓吹的远古圣王禅让之制,结果身死国削。墨家和平主义随战国大争时代结束而消沉后,儒家以德治国理论却在大统一时代找到了立足点。

秦汉都试图将统一私学于官学,秦始皇采取了焚书的有力措施,显然并不成功。当刘邦打到鲁国的时候,亲眼看到那里儒风大盛。汉武帝时代,儒家已经成为极其强大的社会势力,随着儒术的独尊,道/ 法官学儒家化,中华文明的大黄金时代消褪了!

公元前140年,刚刚上台的汉武帝同意了丞相卫绾意见,将治晋法家学说(当时汉朝治国理念的基础是齐法家的核心黄老思想)和治黄老心术的纵横家者排斥于官方学术之外。《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这一政策是影响到贤良的选举,还远没有触动法家功勋制,但它的影响却是重大的。这一政策开创了从制度上抑制中华道/ 法文明的先河,之后的的九品中正制、科举制不过是这一制度的深度加工而已。中国的学术版图由道/ 法形态向儒家形态转化到唐宋以后才制度固化,但他确是从武帝时代开始的——儒家开始登堂入室了,特别是在公元前135 年信奉黄老的窦太后死后。《史记·儒林列传》载:"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

——不仅晋法家,齐法家在窦太后死后也被冷落!

唐宋以后,通过科举将儒学与选举制度联系在一起,官僚系统儒生化经历了近千年的时间才告完成。东汉初年王充还在他的《论衡》中不断抱怨官吏中儒生太少。

儒家会使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弱化。元朝外族入侵也曾使科举一度停下来,不过从整体上讲,儒家至满清时仍然是中国学术的基础。如果不是西方文明的入侵,中国学术版图的儒家特色仍可能会维持下去。西学东进的结果不是中国学术重回道/ 法形态,而是全面西化,这是当时主张"中体西化"的儒家士大夫不愿意看到,却又无能无力改变的现实——因为人们很快发现,儒家政治经济体制不足以支撑工业化——二十一世纪这依然是中国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最好的借口,哪怕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出现严重危机的今天也是这样。

现代学校制度及学术机构取代科举制及旧学堂,是儒家衰落,中国学术全盘西化的起点。1911 年辛亥革命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他说:"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1912 年,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改称学堂为学校,令上海各书局将旧存教科图书暂行修改应用,并令废止读经。

废止读经,欲仕的学子们只能学西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刻。科举制废除之初,清政府规定新学堂毕业生、特别是留学归国人员可以获得相应的功名,由是进入学堂和留学已经成为新的上升性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只要看看胡适、冯友兰如何研究哲学、中医又为什么一度要被废除,就能理解中国学术版图全盘西化的程度。

政治上大学教育(最好是受过西式大学教育)成为参政的基本条件,有时政府亦以官员平均学历高作为自身形象的宣传点。

二战前曾长期在重庆生活的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 在他《中国的雷声》中这样评价蒋介石政权中的学术背景:"这些都是一场悲剧……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的城市都一无所知,要想找他们了解一点中国的真实情况简直就是缘木求鱼。这批人生活在英语之中,彼此说的,想的,梦的都是英语,只有蒋介石不懂英语。" 当蒋介石被拿着《孙子兵法》打仗的毛泽东打败后,他或许只能在台湾岛上品尝全盘西化的苦果。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在阐述科举制对中国的持续影响力时曾经这样写道:"这一公开的制度具有如此的合法性:二十世纪以前没有造反的农民和外国征服者企图废除它。反叛者们总是将目标指向'坏的'皇帝或腐败官僚,而不是考试选举制度本身。二十世纪的革命者们挑战考试的内容,而不是考试方法的公正性。在共产党统治的过去五十年中,通过国家级的大学入学考试依旧是获取政府职位的最重要资格。"( Pan Wei, Toward a Consultative Rule of Law Regime in China, Debating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P22, An East Gate Book ,2006 )

城头变换大王旗,中华三千年学术经历了太多的沧桑——官学变私学,道/ 法变儒学、儒学变西学——只有当中国学术的道/ 法形态恢复以后,中国方能返本开新,全盘西化才能真正成为历史。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东方文艺复兴 

中国学术的儒化与西化对知识界的影响太深,以至于人们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地下资料证实,《逸周书》多篇为西周文献,她不仅篇章比《尚书》多,涉及内容也比《尚书》文泛,在某种意义上,其学术价值显然比《尚书》大,但世人皆知《尚书》、很少有人知道《逸周书》。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本书是孔子"删《尚书》之余",不合儒家思想,当然就无人问津——问题是,《逸周书》才是中华道/ 法原文明的核心,被儒家编辑过的,大讲以德治国的《尚书》才多作伪之嫌。

历史上的《逸周书》长期被人冷落,以至儒家疑其为伪书。有一次孟子读《尚书·武成》篇,看到战争中杀人很多,就怀疑武王这样讲仁道的人,讨伐商纣王这样极为不仁的人,怎么会使血流成河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孟子这种迷信儒书,形而上的荒唐见解竟留下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典故。《孟子·尽心下》载:"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清儒崔述(1740— 1816)见《逸周书·克殷》载武王:"用轻吕剑刺纣王尸身,用黄钺大斧砍下首级,悬挂在太白旗上示众。又去往两个王妃所在的地方,她们已经自缢。武王又射了她们三箭,用轻吕箭刺向尸身,用铁质大斧砍下首级,悬挂在小白旗上示众。"(原文: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县诸太白。乃适二女之所,既缢,王又射之三发,乃右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县诸小白。)就认为已死而残其尸,圣人不会这样残忍,所以定为伪书。(《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第 193页)

儒学在二十世纪退出历史舞台后,中国学者才开始清算儒家的这种愚昧的见解。梁启超在1921 年就指出:"……孟子因《武成》'血流漂杵'之文,乃叹'尽信书不如无书',谓'以至仁伐至不仁',不应如此。推孟子之意,则《逸周书》中《克殷》、《世俘》诸篇,益为伪作无疑。其实孟子理想中的'仁义之师',本为历史上不能发生之事实,而《逸周书》叙周武王残暴之状,或反为真相。吾侪所以信《逸周书》之不伪,乃正以此也。"(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112 页) 

今人赵光贤对《逸周书·克殷》也解释说:"我们剥去武王的圣人外衣,他杀如纣这样的暴君乃是情理之常,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赵光贤,《< 逸周书·克殷>篇释惑》,《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4年第 4期)

西北师范大学的赵逵夫先生在为罗家湘《< 逸周书>研究 》作序时直接了当地指出:"《逸周书》中的一些篇章使我们看到在《尚书》中所显示的文、武、周公的仁政、仁德、诚信、礼仪之外思想与作为的另外一面:文王、武王夺取天下,既用了诡诈,也显示了凶残,并不如孔子以来儒家学者所粉饰的那样,所以,从某一方面说,《逸周书》有比《尚书·周书》更可珍贵的地方。"(罗家湘,《 <逸周书 >研究·序言》,第 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10 月) 

今天,学者们已经完全脱开儒家学术框架,从西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典文明,这是可贵的。但西学研究方法本身又限制了中国道/ 法原文明的复兴。比如在少有的研究《逸周书》的专著中,罗家湘《< 逸周书>研究 》极为难得,他也注意到了《逸周书》中几篇兵书同《老子》兵家语和《六韬》有关,但确不能直接阐述中国古典兵学及外交思想的根源,仍按西方学术体例从写定时间、文体、历史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等几个方面肢解这个"中国学术之母"。! 

罗家湘先生学力精深,亦对中国古典原文明多有发现。不过在该书的结尾他仍要以西学标准评价中国伟大的外事原则和超党派政治:"今天,前人总结的一些教训无疑已经过时了。如小国恭而大国威,就并不符合我们奉行的国与国之间尊重的原则。警惕党争危害王权的教训,北宋欧阳修已纠其偏。今天,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党治,古代教训的意义就更小了。"(罗家湘,《 <逸周书 >研究 》,第29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0月)

冲破西学的罗网,研究中国本土学术的环境在逐步成熟起来。笔者认为以复兴中国道/ 法文明为特点的东方文艺复兴已经具备了丰厚的历史基础、强大的现实基础和正在形成的制度基础。

丰厚的历史基础包括历史事实和文献资料两个方面。从荀子时代开始,儒效问题就成为世人关心的问题,儒家的治世效果在儒家兴盛的宋明清最为明显,柏杨先生直接将明朝称为中华文明的大黑暗时代,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这样写道:"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本世纪(十四)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中国人史纲》,第 364页,同心出版社, 2005年 11月)五四时代,人们将中国的积贫积弱归因于儒家不是偶然的——这同时引起了国人对儒化前中华文明道家与法家的反思。

在文献方面,清儒校勘整理了许多埋没已久的诸子百家文献,他们的目的多是为了以史证经或以子证经,无心插柳柳成荫,结果却是子学的全面复兴——清儒对东方文艺复兴的伟大历史贡献是不能抹杀的。今天我们走进任何一家书店买任何一本诸子百家的经典,都渗透着清儒二百年学术工作的心血。

东方文艺复兴另一个巨大推动力来自地下资料,特别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黄帝书》、《秦律》、《汉律》的出土,湮灭千年后,秦汉文明的治国理念,法律条文赫然屹立在人们面前,他们有如抽打这个古老民族灵魂的闪电——黄老不是无为而治、秦法不是暴法,中国文明底色不是儒学……

东方文艺复兴强大的现实基础包括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两个方面。中国二十世纪的全盘西化,在不同名目下,无论是学习欧美资本主义,学习德意合作主义,还是学习苏联社会主义,都带来了巨大的排异反应,平均每个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学习才三十多年,中国到底走向何方,在"中国特色"的口号下涌动着的是不安和迷茫,在中国本土文明中寻找思想资源成为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的热点。

世界范围内,西方文明的发展,特别是系统论方法应用到政治经济理论中,使西方学者发现了东方道家思想的现代性。美国圣塔菲研究所花旗银行教席教授布赖恩·阿瑟(W. Brian Arthur )在一篇访谈中曾经说过:"道家认为世界是不断展现的。我去读宋朝道家和新儒家的著作,以及十一世纪末程颐、程颢等人的著作观点,发现他们非常具有现代性。他们教导一切都在不断变动,但是万物都按照控制自己的内在法则去构建自己。现在我们称呼它为法(laws )。他们认为原理只有一个,但是表现方式却千变万化。"(http://www.dialogonleadership.org/Arthur-1999.html )

另外,西方工业文明所面对的环境困境也引起世人的深刻反思:个人和私人企业一定是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吗?资本在社会中应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光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就能解决温室效应问题吗?当世人看到西方文明不可持续的时候,他们首先关注的就是五千年与环境和谐发展的中华文明范式。

东方文艺复兴还没有形成制度基础,除了岌岌可危的中医尚残存制度化的教育体系,中国本土学术已经失去了制度基础,别说古典政治经济思想无人知晓,就是中文专业也是按西方学术标准考试的。中文专业的毕业生不会写诗正常,会写古体诗反倒让人觉得奇怪了。

中国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和因特网技术的发展,使西化的学校和学术机构的知识垄断地位大大弱化了,这是二十一世纪的"官学失守",除得到国家支持的新儒家之外,新道家、新法家、新墨家作为独立的民间学术团体兴起,并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力。他们为东方文艺复兴的制度基础打下了最初的几根桩!

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秦汉大黄金时代道/ 法原文明的历史余晖,催生了我们存亡续绝,光复旧物的勇气!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吾辈甘作东方文艺复兴的枢纽——我们也知道,路阻且长……

 

张五常新劳动法养懒人的悖论

郭松民 

2007-12-25  发表于:博客中国

    即将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不仅让老板们大哗,也让一向致力于“为企业家说话”的经济学家们感到“困扰”——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就在这种“困扰”的折磨下,写出了《新劳动法的困扰》,他忧心忡忡地提出:“无固定期合同”将“维护懒人”,严厉执行新劳动法反而会大幅增加失业率,“把经济搞垮”(12月24日《新快报》)。

    “把经济搞垮”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有自主技术和品牌而在国际竞争中被人击垮,不是因为贫富差距过大以至于内需不振而过分依赖出口,也不是因为环境不堪重负而崩溃,而仅仅是因为劳动者的权利稍有增加,这倒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说法。如果这个逻辑可以成立,那欧美的经济早就被“搞挎”了,因为类似的规定早在上个世纪就出现在他们的劳动法规中了,日本还是“终身雇佣制”呢,但这并没有妨碍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所以这个“困扰”如果不是故意危言耸听,那就纯属杞人忧天,不值一驳。我这里想请教张教授的问题仅仅是:假如没有“无固定期合同”这样的规定,难道您不怕把老板养成懒人吗?

    在新《劳动合同法》中,最引人关注的焦点就是“无固定期合同”。所谓“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过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这个规定并没有否定老板解雇劳动者的权力,仅仅是增加了解雇时的难度,由此也增加了老板的一些“管理成本”。因为对那些已经获得“无规定期限合同”的人,要激励起他们的工作热情,老板就不能再简单地靠“不好好干就给我走人”来威胁了,而要靠更平等的态度,更好的工资和福利,以唤起劳动者对企业的认同感。“无固定期合同”对老板的影响,仅此而已。

    按照张教授的“人没有压力就会变懒”的逻辑,我们可以轻易地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不实行“无固定期合同”,老板必然会变懒。

    无疑,由于可以轻易地以解雇相威胁就能让员工服服帖帖,所以老板也就没有必要改善企业管理,中国企业就徒有“现代企业制度”之表,但管理水平却一直无法提高;由于员工没有“无固定期合同”的保护,只能接受低工资,老板无须进行产业升级就可以获得高利润,所以他也就懒得进行产业升级——实际上,近二十多年,我们正是这样一路走来的,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了多年之后,仍然跳不出“打工经济”的窠臼,只能徘徊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的一个重要原因:廉价而权利受限的劳动者,让老板变懒!

    至于张教授说“新劳动法会增加失业率”,这表明他其实只知微观经济,不懂宏观经济。很显然,因为有“无固定期合同”的保护,劳动者对未来有了稳定的预期,工资也会由于博弈能力的增强而提高,他们的消费就会更加积极、大胆,结果就一定是创造更多的需求和更大的市场,为更多的老板提供创业和发展的机会,就业机会也会大大增加。张教授连这一点都不明白,“著名经济学家”的称号是不是有点浪得虚名了?

    其实所谓“懒”,无非是劳动者多一点闲暇而已。难道让劳动者有更多的闲暇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不是我们发展的目标吗?难道非要让劳动者完全为老板的利润而存在,排除一切其他的生活意义,张教授才不再感到“困扰”吗?有一位打工妹写到:“老板让我们每天早上5点起床,到晚上要工作到11点。我快撑不住了,我担心我会累死在车间里……”(《遇难打工妹书信一束》,见《天涯》2000年第5期)这样“经济”也许不会“维护懒人”,但这样“经济”,还是赶紧垮掉为好!

    支持 231, 反对 2,

 

发件人:"大侠" <panyi@vip.sohu.net>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relay.mail.sohu.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12-26 11:57:4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潘祎的稿子

劳动合同法颁行引发失业狂潮

何必

    记者昨天从家乐福中国总部获悉,家乐福全国4万多名员工,除已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之外,不论工龄长短、合同是否到期,都要在12月28日之前与公司重新签订为期两年的新合同。家乐福中国总部相关领导称,此举与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公司“自身商业运作的行为”。

    市总工会法律部有关人士认为,该企业在新法实施前推出此举,无非是希望在与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前,能多一次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机会。但如此兴师动众地重签合同,不仅易引发员工的种种猜测和不满,降低他们对企业的信任度,也会给企业的正常运作带来影响。记者了解到,今年11月17日,家乐福中国总部给全国各大门店的人事部下发了一份电子邮件,邮件传达了将与全体职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指令。

    经证实,该合同期限为两年,从2007年12月28日开始至2009年12月28日,不论职工工龄长短、合同是否到期,都要重新签订。家乐福中国总部法律部的冷律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重新签订的劳动合同并非强制性,合同没有到期的职工可以自己选择签或不签。据记者了解,在整个过程中,家乐福并没有辞退或者买断职工工龄的做法。家乐福全国媒体经理陈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是因为公司之前与员工签订的合同中,有部分条款与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不相符,所以要对劳动合同进行修改。但是对于究竟哪些条款需要修改,陈经理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透露。

    对于为何赶在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前重新签订合同,陈经理表示,这是公司“自身商业运作的行为”,因为公司在春节前都比较忙,所以必须赶在销售旺季来临前完成劳动合同的重新签订工作。记者随后采访了本市家乐福多家大卖场的职工,职工们纷纷表示,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人事部以“命令口吻”让他们签字,大家都不敢不签,但同时又担心,不知道签订了新合同后,会有什么后果。很多职工还质疑企业的做法意在规避新法。市总工会法律部有关人士分析认为,《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只能与同一员工签定两次固定期限合同,第三次签署时需签无固定期限合同。该企业赶在今年底重签一份合同,也是一种规避措施,其希望在签无固定期限合同之前可以多一次签订固定合同的机会。但如此兴师动众地重签合同,不仅容易引发员工的种种猜测和不满,降低他们对企业的信任度,也会给企业的正常运作带来一定影响。(2007年12月26日国际在线)

    俺这等乌鸦嘴,从来都是看空唱衰,成为中国国内“空”军当中最坚定不移的战斗力。结果呢?“果然不出所料”,再一次被俺这张烂嘴“不幸言中”,更是折射出,现如今的中国,就是俺这等悲观主义、失败主义者才能获得话语空间或者准确评论的地界儿。这个《劳动合同法》经过了太多的众说纷纭,终于粉墨登场。此前,涉及到该法,举办过太多的研讨会、座谈会、论证会等等。在博客中国举办的涉及该法的“专栏作家研讨会”上,该法制定小组负责人、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介绍了该法的一些立法过程背景。我在这个会上,见到了多年未谋面的马立诚,以及著名自由派人士笔名为“秋风”等。此会上,我作为也许与会者当中唯一与用人单位打过劳动报酬官司、而且作为劳动者告企业的原告却败诉的经历者,从个人以及劳动者的层面对该法给予了非常消极悲观的结论,认为这很可能又是个看上去挺美的货色。本月,博客中国再度召开该法的研讨会,也能够收到我每天一篇垃圾文字的常凯与会,并指名道姓让博客中国邀请我参加。其实,博客中国但凡有什么研讨会,都给我发邀请。包括这个月的《色戒》以及博客中国建立五年庆祝会,等等。

    别的不说,至少咱1700多篇、每篇平均4000字的博客量,在现如今的中国恐怕也是名列前茅的;同时,与那些依靠女人乳房大腿赚取点击率的博客作者不同的是,咱对那种写法嗤之以鼻,光是写些个看空唱衰的垃圾。即便如此,总点击率还是超过百万,大概也算是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阵营的社会认可与舆论胜利了。但这些统统被我拒绝了。理由很简单,博客中国今年删除或者隐藏我的稿子已经让我不厌其烦了。大前天我写的民主集中制的稿子被删除、前天我写的涉及中国三农的稿子被隐藏,就是最近的证明。就这样,还让我去参加什么会,也好意思开口。在给常凯的电话里,我说是工作日期间我无法与会(这也是实情)。可是,我对该法的关注却从来没有懈怠过。从最自私的角度说,确保每天一篇垃圾内容的产生,督促着我必须对周围保持高度的敏感与关切。

    开篇报道当中,也没有忘记做个相关链接:为什么说家乐福此次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是规避新法?《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 (该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几种情形是:(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第四十条第一、二项规定的情形是:(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按照这一规定,《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只能与同一员工签订两次固定期限合同,而第三次签署时需签无固定期限合同。但新法同时规定,对于该法实施前已经订立的合同,采取过渡性保护。即须等该合同到期后签署新合同时,方才计算签署固定期限合同的次数。(比如2007年12月至2010年11月的合同,需等到合同到期后,2010年续约时方才被认定为首次签约,即便届时一年一签,而员工在公司服务期如未满10年,就需等2012年合同到期后,方可与企业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

    这个家乐福是个什么货色?法国企业。法国又是个什么东西?在被米国人称之为“老欧洲”的领地里,法国是专制主义程度最高的地方。有论者将法国划归有代议制却没有市场经济的类型。法国新总统萨科齐上任后,显示出政策向右转的倾向,作为欧盟领军人物之一,一反美国对伊拉克开战时的鲜明反对态度,与欧盟另一个领军人物、德国新任总理默克尔一道,纷纷对美国摇尾乞怜。不仅如此,萨科齐访华时,与中国领导人就法国达能在华与娃哈哈的纠纷进行了介入,表现出两个专制主义国家对于市场经济的高度干预。

    我曾经就达能与娃哈哈的官司喋喋不休过。冼岩和商务部梅新育也都就此发表过感慨。梅新育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上撰文认为,这场官司就应该让其打下去,官方不应该介入,双方当事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也许,通过诉讼,能够让更多的事情真相大白。但是,中国与法国领导人还是急不可耐地介入其中。在官方压力下,双方定分止争,言归于好,成就了一个与时俱进的同床异梦。而在同样能够收到我垃圾文字者的介绍之下,我也看到,北京大军中心在其有关达能与娃哈哈纠纷的文字之前,加上了什么编者按,认为娃哈哈对于中国民族企业还是有贡献的,并且指名道姓地说,希望冼岩与何必这样的笔杆子,在涉及这样的题材时,应该注意分寸。

    我很奇怪,这种编者按也居然能够出笼。我怎么写碍着你什么事了?你有什么资格来规定我的写作来对我说三道四?我说娃哈哈是国有资产流失、我说宗庆后连当汉奸的资格都没有、我说这场争斗属于狗咬狗、等等,这是我的权利,我又没有借此拿任何报酬,写写而已,居然被指为分寸问题,这是什么玩意儿!

    至于家乐福,几乎成为跨国公司在华无恶不作的典型了。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家乐福实在像其同胞、这次萨科齐访华未能邀请同行而让总统很不愉快的法国影星阿兰德龙在电影里那句被童自荣配音后更加经典的台词所描述的那样:“你恶贯满盈了!”家乐福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殴打记者、造假贩私……最近的恶迹就是举世瞩目的重庆家乐福促销导致踩踏事件导致大规模人员伤亡、让商务部不得不出台政令禁止如此促销活动。

    在中国特色下,人们习惯于这样的情形,那就是一放就乱,一抓就死。如此的“死”“乱”循环,到现在已经演绎为什么?一放那是注定要乱的,但一抓却不见得会死,而且往往是,抓也不死,对于所谓宏观调控的失效已经被社会上冷嘲热讽,以及无论左派右派都对中南海的高度失望,充分显示出公权力失灵的特征。具体来说,一个家乐福,就让所有在中国的商业零售业全都跟着倒霉,这恐怕也是法国人带给咱们的又一个成就吧。而到了劳动合同法领域,家乐福如此操作,倒也未必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多年的朋友许峥发来的材料当中,就有对劳动合同法的咬牙切齿。

    新《劳动合同法》显出矫枉过正的一面:国内新《劳动合同法》明年初实施。该法规定,“劳动者在满足已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或“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将成为永久员工。不过,由于劳动法效应,国内近期掀起一场企业裁员风暴。除了日前深圳华为要求万名员工先离职、再重新签订合同之外,沃尔玛中国区也开始裁员。据透露,10月22日,沃尔玛全球采购中心上海分部的员工突然被通知开会,在会上经理以公司今年增长速度放缓为理由,宣布裁员消息。据悉,当日沃尔玛同时在深圳、上海、莆田及东莞宣布裁员,全球共裁逾200人,其中100人来自中国,占总数的一半。该经理称这次裁员的原则为没有原则:“即不论工作年限长短,不论业绩,不论个人能力。”而资方的补偿方案为n+1。有沃尔玛被裁员工大感愕然:“我们已经完成了今年的计划,业绩还在增长,不知道为什么要解雇我们?而且完全没有协商的余地,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一家大型外企的人力资源主管表示,新劳动法实施后,劳工成本将大幅增加,到时裁员将更加困难,沃尔玛在此时裁员,不排除有降低人力成本的考虑。在港商、台商密集的广东珠三角地区,因新劳动法而引起的裁员潮更严重。不少公司会要求签了两次合约的员工自动辞职再回聘,这样就没有违法问题。他表示,“多数台商都是用这种技术违规、但不违法的方式来处理。”新劳动法造成这样的影响,恐怕是法律制定者意想不到的。我们注意到,有关部门已开始为此解画。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关系处处长林景青表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不意味着“永久员工”,更不是“铁饭碗”。从解除的法定条件上看,用人单位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与解除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无根本区别。新法已经充分考虑到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放宽经济性裁员条件。这恐怕是常凯们始料未及的。原本想提高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但却遭到了如此结果,形成了新的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要知道,现如今的中国就是在火药桶上,无论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可能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并且一发而不可收,让选择了保守主义路线与不作为态度的、寄希望于击鼓传花手段而将问题与祸患留给未来掌权者的贪官污吏在此任上就不得不应对土崩瓦解,这是任何当权者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这种情况却日渐昭彰,特别是劳动合同法颁布后,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事情很让人回味无穷。

    清华崔之元(群)发来了相关内容。引用完毕用加长省略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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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质疑新劳动合同法:“养懒人”、“搞垮经济” 

信源:新华网|编辑:2007-12-23

将于2008年1月1日生效的《劳动合同法》中的“无固定期限合同”等问题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在网上,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撰写博客反对新劳动法,认为新劳动法“维护懒人”、“把经济搞垮”,此类观点引发了网友的热论。在博客的回帖中,不少企业主大吐苦水,认为新法过于偏向劳方,企业经营成本加大,难以落实。打工者中也有不少人提出,劳动法规定过严将引发“避法潮”,难以真正保障劳方利益。 

张五常博客质疑“无固定期合同”,网友激辩称新劳动法或引发失业潮。 

新劳动法不见得是好事 

日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其博客发表了题为《新劳动法的困扰》,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新劳动法的经济效应,提出,“无固定期”合同将维护懒人,更有可能让“打短工”更普遍,严厉执行新劳动法反而会大幅增加失业率,“把经济搞垮”。 

张五常认为无固定期合同“结果是维护懒人”。张以自己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任教职的经历为例,认为美国大学的终身雇佣制导致了更多“短工”的出现,他说“因为上头‘满座’,原来的计划是终身雇用,到头来短暂合约变得普遍。这是美国学术界的不幸”。张五常更认为新劳动法可能“搞垮经济”,张提出中国90年代经济“虽然通缩严重。房地产之价下降了三分之二,但经济增长保持8%,失业率徘徊于4%左右”是得益于合约自由。张认为“硬性规定劳工合约是干预市场运作”,“如果严厉执行新劳动法,失业率逾8%恐怕是起码的了”,“这新法有机会把改革得大有看头的经济搞垮了。” 

张五常认为真正从新劳动法中得益的是“某些有关系的或懂得看风使舵的人”,“真的需要帮助的就失却了自力更生的机会”。他指出政府的责任是教育与传播法律知识,而非硬性规定。 

企业主 忧心成本加大宁愿结业 

打工者 抱怨法规过严恐丢饭碗 

在自称“打工者”的回帖中,不少人认同劳动法规定过严引发“避法潮”,没有起到真正保障劳方的作用。支持新劳动法的一方则认为,就中国目前的国情,劳动者更需要法律明文保护,而且永远“廉价劳动力”不利于经济发展。 

网友“老孟”说“劳动合同法使我丢了饭碗。我已经40多岁了,今年老板说不能再签了。现在可以让我继续上班到2008年1月底,1月31日之前必须走人。以后他也只和工人签一次劳动合同,每年招一批新人,换一批人。老板还说,如果过了一段时间,不算连续工龄了,我还可以来打一次工。” 

企业应对 “炒人”结业外各有各打算 

除了结业关门和“炒人”外,企业面对新劳动法有什么应招呢? 南京网友“changfa”是人力资源高管,他具体介绍了他们公司的对策:“一是以人为本,要让员工体会到企业就是自己的家;二是员工与企业互利,确保企业高、中层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的稳定性,保障基层管理和技术员工的稳定;三是尊重员工自由选择企业岗位应聘权利;四是对季节性临时工采取协商原则。” 

重庆网友“味道”则托出了他的小算盘:“我是个小业主,下面只有5个人,我准备辞退4个人,留一个最管用的,然后给他0.05%的股份,那是不是就不用交强制三金,而且也不用赔偿离职损失,盼各位给点意见。”此话一出,立即有网友响应:“好老乡,我也是这样搞的,已经完成改制了。” 

网友“910jy”已经有行动了:“我们一个星期内辞退了10个人,同时对公司规章进行了修改,因为条文里明确写着‘严重违反公司制度的可以解除合同’,所以就罗列了13种情况是属于严重的,至于什么是‘严重’就由企业说了算,合同法里没明确规定,这13种里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突发事件或没有上述罗列的,选出1/2代表,其中2/3通过就认为严重的’,其实这不是由老板说了算吗?” 

劳动合同法 “无固定期合同”限制“炒人” 

《劳动合同法》中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在“无固定期合同”上。按照《劳动合同法》,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 

根据新合同法,有三种情况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一是“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不符合解除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的”;二是“连续工作满十年”;三是“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 

至于网友热议的“经济补偿”问题,《劳动合同法》中对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无差别对待。不仅仅是解除无固定期限合同时,单位需要“经济补偿”;对于解除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除非是合同到期后劳动者不愿续约,否则用人单位也同样需要“经济补偿”。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也就是说,新劳动法实行后,用人单位如果像有些网友扬言的“每年招一批新人,换一批人”,就意味着每年都要多支付一个月工资作为这批人的经济补偿。(来源: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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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王绍光,还是崔之元,在这个邮件的开头,写下了如此的文字:“张五常因逃税和非法倒卖古董,被美国政府通辑,现只能住在上海(因香港和美国有引渡协议),当懒人”。嘿嘿。而我周围,被企业裁员的大有人在,而且几乎全部是我这等年龄的。

我呢?由于特殊原因,从来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过什么劳动合同。而众所周知的是,中央电视台是全国最大的非法用工单位,我在那里更甭指望有任何合同,只能作为打零工者。而最近的事态是,央视虽然与临时工签订合同,首先还是偷梁换柱地让中国国际电视公司来作为签约单位,但干的还是央视的活;其次,更缺德的是,无论此前在央视干了多长时间,一律忽略不计,只是从签约之日才开始计算,借以回避为临时工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

我在中国的电视圈儿里混,无论是央视,还是北京台,都遭遇过被无理克扣劳动报酬的事,并且,今年我也被电视台的栏目组克扣工资。到现在,什么栏目的片尾还恬不知耻地打着我的名字,但却已经半年拒绝支付我的工资。

我在《央视论坛》时,干了那么长时间,却一分钱也没有拿到。最后,我怒气冲冲地让制片人孙杰给我出具我这段时间的确为该栏目工作的证明,丫挺的开始拒绝,声称怕我去告。我指着这孙子的鼻子污言秽语地说,你丫干都干了,还他妈的不敢写证明,告诉你,我才懒得告你丫挺的呢! 

这个文字,现在还留在我的抽屉里。按照诉讼时效来说,早就过期了。我只不过是要留存资料。

在劳动者兴讼成本日益高昂、而且像我还经历过为俺们那帮子被克扣劳动报酬者起诉企业(北京腾图公司,这是家联想、四通、太极等公司合资的企业,聘请我作为光盘杂志总编辑)、却被企业走后门拉关系,导致俺们无论在仲裁还是法院一审和终审统统败诉、没拿到工资却还要承担诉讼费而言,太是个不堪回首的往事了。

也就是说,现在我就经历着被克扣劳动报酬,可又能够怎么办呢?说我看空唱衰,总是苦大仇深的,可现如今中国社会就是那么一堆人渣儿,从上到下贪腐势力当道,中国权力体制当中逆向淘汰机制,使得最缺德者才能留任,劳动者还想维权?痴人说梦了吧?

崔之元发来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中国人自主创新能力的强盛了吧?糟践自己的同胞,本事大了去。

恐怕常凯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好心好意想为劳动者维权,却导致由于《劳动合同法》的颁行,使得大量“4050”人员失去工作岗位,形成新的失业狂潮,并引发社会动荡。

一些媒体上人模狗样煞有介事地分析,《劳动合同法》并没有对集体谈判机制做出明确规定,而这部法律,原本就是在劳动关系领域当中,公法对于私权涉及太多的地界儿。由公权力大包大揽,实际上是对企业以及劳动者人权的蔑视与践踏。

但是,无论公权力还是私权利,无论公法还是私法,能够保证劳动报酬不被当权者中饱私囊,这恐怕是天经地义的吧?可是,无论如何我也不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我正在经历的被克扣劳动报酬的勾当,就足以让我对歌功颂德者所溜须拍马的所有都咬牙切齿。

这让咱说什么?前些天我写过那个自称为“爱国者”的家伙对我的颐指气使。其实,问题很简单,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话:我爱我的祖国,可我的祖国爱我么?

 

发件人:"magzine" <reader2000@21cn.com> 收件人: <961475312@126.com> 抄送:<yinkx@126.com>, <zdjun@263.net>, <yongjiew@yahoo.com>, <li9xianyuan@gmail.com>发送时间:2007-12-25 00:06:2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股市黑庄内幕揭密 

小说连载:高位出局(一)

丁 力

  第一章 高位出局

  三江证券的彭总酒后失言,居然当着王艳梅的面说:“这年头把女人骗上床容易,可要把她哄下床就难了。”
  彭总说这话时有三人在场。除王艳梅外,还一个就是许才江。也幸好有许才江在,要不然彭总上哪儿找梯子下台?但是话又说回来,要不是许才江在,彭总也不会说出这话,彭总这话是对许才江说的,彭总再喝多也不会对女客户说这种糊涂话。 

  许才江脑子在飞转,他要替彭总找梯子。王艳梅则尽力装着没听见,很难,离得太近。彭总说完昏话之后立刻清醒大半,肉体发声器收不回去,面部表情定格。好在许才江不愧是“江南才子”,脑子快,他马上哈哈大笑,努力在分贝上盖过彭总,极夸张地喊道:“彭总高见!现在确实是这样,一只股票把它拉到高位容易,可要在高位顺利出局就难了。高见,真是高见!来来来,为彭总的高见干杯!”
  彭总对许才江的解围很满意,很感激。顺着梯子往下溜:“高见谈不上,只是有感而发罢了。来来来,干!” 
  王艳梅不知是真傻还是装傻,居然也跟着说:“是啊,现在出局越来越难了,二位有什么高招给支支?”

  王艳梅当然不是真傻,哪个傻妞能在三十岁之前赚足一个亿?除了天生丽质之外,王艳梅的绝招之一就是装傻。几年前,她硬是靠装傻博得老板的信任,混上了个操盘手。别的操盘手争着在老板面前卖聪明,一有机会就分析盘口献计献策,只有她一路装傻,完全一副天真少女相,结果老板最放心她,不仅打电话不回避,而且凡是关键性的进出大单都交给她下。就这样,她一面扮天真少女,从老板那里领到一笔笔不菲的赏金,一面筹钱偷偷坐轿子,两年下来实收率比老板还高出一截,净赚了七位数。 最得意的是前年的那一次,老板与一个潮州佬合作,共同炒作皖南电力。当时皖南电力流通盘是八千万,股价十一元,合作方式是:老板在十一到十二元价位吸入三千万流通股,捂住不动,这样,八千万的流通盘实际就变成五千万,然后,潮州佬再用对敲的方式将这只实际上已是五千万流通盘的“小盘股”轻而易举地拉到二十八元,这时候,通过早已成为“合作伙伴”的标的公司董事局和某些股评人士,不断地发布正面消息和评论,潮州佬则在二十八元到二十五元价位分批出局,然后老板再慢吞 吞地吐,直到十八元附近基本出净。按照双方约定,老板不能在最高价位出,并且只能在得到指令后才出,否则就会乱套,对谁都不利。另外,她老板还必须将本次操作所得利润中的一部分交给潮州佬(这也是事先约定好的),考虑到在吸货和出局阶段为了稳定股价而进行的逆向操作成本,老板的实际受益率不到百分之五十。而王艳梅则不受任何约定限制,她的表面身份是老板手下一个充当操盘手的天真少女,她可以在老板吸货之前以每股11元的价格买进,在潮州佬出货之前的每股二十八元卖掉,加上自以为是的老板甩给她的一笔赏金,王艳梅本次操作的受益率接近百分之三百! 

  光靠装傻还不可能使王艳梅成为亿万“富妹”,还必须用心计,必须有一大批有权有势的男人帮她。顺便说一下,王艳梅不允许别人称她为“富婆”,以表示她尚未婚嫁;她也不喜欢别人称她为“富姐”,以证明自己与“刘晓庆”们不属同类。这也是王艳梅的高明之处。王艳梅发现,“妹妹”总可以在“哥哥”面前撒娇从而得到许多无偿援助,只要你年轻漂亮,未婚且没有未婚夫,一装小撒娇就会招来许许多多有权有势的男人自觉自愿地鼎力相助。王艳梅所付出的有时只是甜甜的微笑,并不像世俗理解的一定要出卖肉体。王艳梅很少付出肉体。她心里有条座右铭:能不上床尽量不上床,必须上床时要摆出很渴望的样子“自愿”上床。有一次老板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两亿资金就可以不找人合作而独自做庄了,结果将武汉金龙一口气从十七元拉到三十一元,账面上是赚狠了,但只 限于纸上富贵,一套现就狂泻,仿佛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是专门描写此情此景的。老板急得满嘴溃疡,王艳梅躁得内分泌紊乱。王艳梅并不是替老板急,她是替自己的六百多万急。如果王艳梅硬要跑,不仅事情会败露,而且可能会逼迫老板强行封仓,在跌停板的价位下大笔卖单,让你休得逃掉。那一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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