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大军文章集

 


   [北京大军智库网编者按:在中国一群学者愤愤地抗议曲阜建基督教大教堂的时候,仲大军先生这个儒家真正的后裔无动于衷,只是平静地写出了下面这篇极有深度的历史研究。通过文章,可以看出仲子后人蔑视权贵、反对造神的传统精神。这种精神才是儒家真正的精神,仲由(子路)的真正传承。]

仲由可能并非周人后裔

----仲氏姓源新探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012

仲维畅大哥:您好,

寄来的《仲氏姓源》已拜读,对您下如此工夫探索祖宗渊源深感佩服。通过您,我看出了我们仲氏后代的智慧和精神。象您花费这么多的时间、物力和精力来从事先祖的研究,实在令人钦佩。

不过,我还是不能赞同仲由是仲山甫的后人。两年前我们见面时我曾同意您的看法,并且在徐州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也把仲由说成是仲山甫的后裔,但继续研究了两年后,我已改变这种观点。原因有这样几点,供您参考。

从鲁国公室记录看仲姓来源

在鲁国公室家族中,没有发现仲氏是宗室成员的迹象。鲁国的公室家族一般都要持续几代,古语说贵族家庭一般“五世而斩”,而实际上鲁国的一些宗室家族要持续得长得多。譬如,孝公和惠公的儿子施家和臧家,都持续到鲁昭公时期。而桓公的三个儿子形成的三家贵族“三桓”:孟孙家、叔孙家和季孙家,从公元前660年到战国初期的公元前460年,祖祖辈辈轮流执政,架空鲁君,甚至还几次将国君驱逐出国。

 如此看,鲁国宗室的强大势力是春秋时期任何国家难以比拟的。这些家族历代都有人在朝做官,历代为鲁国大夫。从时间上看,至少延续了十几代,历时三百多年。对比之下,齐国的姜姓公室到齐景公时便已衰亡殆尽,春秋末期便被陈氏篡权。而晋国的公室如同齐国,春秋末期也被韩赵魏三家异姓贵族将国家瓜分了。只有鲁国,大权始终掌握在姬姓之手。虽然公权衰落,但族权强大。这在当时的诸国之中,鲁国是个另类文化。儒家文化诞生在鲁国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但是,在鲁国公室人物的记录中,仲姓人物在《左传》中毫无踪影。按理说,仲山甫的后人,在鲁国无论如何也有一定的地位和势力。按你的说法,仲山甫乃献公之子,孝公之叔父,辅佐周宣王的周公,其后人在鲁国一定是显赫望族。但是,从《左传》开头的隐公到仲由时代的昭公,近二百年间,八九代人之间,左传中没出现一个仲姓人士 ,也就是说仲山甫的后人在鲁国史中毫无踪影。但是,在《左传》里,其它公室的后人多有记载,数代相传,如施氏、臧氏、秦氏、闵氏等。一部《左传》在两千多年里被后人研究得滚瓜烂熟,《左传》注疏把书中提到的各种人物都注释得透透的,唯独找不到仲氏人物。仲山甫的后裔全无踪影,怎么符合您所说的逻辑呢?

根据《史记》的描述,我也认为仲山甫是鲁真公的弟弟,是辅佐周室的周公。尽管有人完全否认这种说法,把仲山甫说成是一个与鲁国公室没关系的人,但是,越是肯定仲山甫是鲁国公室的公子,越难证明仲姓起自仲山甫,因为他的后人在鲁国史中完全没有记载。

现在有大量文章认为仲山甫与鲁国的公室无关,上网一查就可以看到好多这种说法。仲山甫被公认为是樊姓的祖先,樊姓的家谱都把先祖追溯到仲山甫。因此,把山乡僻野中的仲由说成是仲山甫的后裔,实在牵强附会。把仲由说成是庆父和襄仲的后人,更是无稽之谈。这是我在研究了鲁国公族史之后得出的结论。

从仲由见孔子时的装束来判断

第二,在深入阅读《左传》之后,你很难得出仲由是鲁国姬姓后人的结论。也就是说,仲由并非从西方坐着战车开来的周人的后裔,仲由只能是本地商族的后人。

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描述得很清楚,当子路初次见到孔子时,头上插着野公鸡的羽毛,脖子上挂着公野猪的牙齿。这一副装束是典型的殷人即商人的打扮。如果对先秦史有深入的了解,便知道周人与殷人在风俗习惯上有很大的不同。即使到了仲由时期,鲁国的商族仍然按着自己的风俗习惯生活。而姬姓的周人,在数量上是少数民族,就象清兵入关的满族一样,在东方是少数民族,他们与当地的商人仍然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

这一点,根据当代的地下考古便可以清晰地展示出来。周人墓里的陪葬品与商人很不一样。商人以猪的下颌骨为装饰物,所以凡是商人的墓里都有猪的下颌骨。周人就没有。

尽管周人与殷人有着很大的差别,但周人还是尊重殷人的风俗习惯,在曲阜城里有两个神社:周社和亳社。周人在周社搞活动,殷人在亳社搞活动。而亳社的活动是最盛大的。《孔子家语》中记载了子贡的一段感叹:当亳社搞庆祝活动时,满城人若疯若痴若狂。种种迹象都显示出了信鬼的商族与信天的周人的不同文化习惯。

从儒家成员身份判断仲由

第三,根据仲由个人的行为和活动判断,他也不象是周人的后裔。从他结交的一帮朋友看,大多是贫民子弟、平民子弟,特别是外国公子破落户。从儒家集团主要成员分析看,大多是外国人。孔子是宋国的破落贵族后裔,颜氏家族是小邾国的破落公子后裔,曾子是已经灭亡了的鄫国的太子的玄孙,申怅是楚国的破落贵族后人,燕及是秦国人,任不齐是当地的古姓后裔,琴张是卫国人。儒家集团最早的一些成员多是这样一些人物。所以,孔子临死时说了一句重要的表明他身份的话:“吾,殷人也!”临死还要表明他与周人的不同,说明直到周人统治华夏500多年后,殷人和周人仍然有着很多文化上的差异。

儒家集团早期人物中少有的一个周人是秦商,秦商为什么能和孔子在一起呢?主要是父辈的交情关系。秦姓大约是鲁幽公或鲁魏公时期的宗室分支,历代都有在鲁国做官。到了秦商的父亲秦堇父时,还是鲁国著名的武士,与孔子的父亲叔梁纥齐名,两人都在襄公十年的偪阳之战中一举成名(见《左传 襄公十年》)。

正是因为这层关系,秦家与孔家有着深厚的战友之情,两家的孩子后来也保持了这种友谊。秦商只比孔子小四岁,是孔子最早的一批伙伴。而孔秦两家又与当时鲁国的三桓之一孟家有着亲密的友情,因为叔梁纥与秦堇父都是孟献子的手下战将。正是这个原因,孟僖子才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孟孙何忌和南宫敬叔前去跟孔子学习。

孔子弟子中的闵子骞也是周人的后裔,闵姓出自早期的姬姓。到闵子骞的时候,其父亲也是鲁国的一个士一级的人物,闵子骞的家境也比仲由强得多。只有仲由,家中常吃野菜,破衣烂衫。如果是仲山甫的后人,不至于落魄到这个样子。所以,通过对鲁国当时多种人物的研究,通过对儒家倾向的研究,我判断仲由并非出身高贵,并非周人的后裔。

《仲里新志》的问题

在这里,我必须指出《仲里新志》里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仲里新志》中所列的先祖谱表(把仲咨上溯到仲山甫)完全是后人的一腔情愿。如果仲由是仲山甫的后人,仲氏族谱上完全可以把仲由的祖宗推到仲山甫,因为从年代看,只需在仲咨前面往上排两辈,就排到仲山甫这个大人物了,但早先的仲氏族谱没有这样记载。为什么没这么记?是简单的疏漏吗?不是。是因为与仲山甫没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即使族谱被烧毁,重新编写时也会写上。因为仲山甫这样的大人物在中国古代史上太知名了,《诗经·大雅·烝民》里对仲山甫的歌颂谁人不知?仲家族谱把这样重要的先祖人物遗漏,符合逻辑吗?可能吗?所以,到了今天,仲家的后人不要一腔情愿了,不要有非份之想,盲目地攀高枝。

在仲姓源流的研究上,仅看些家谱之类的东西远远不够,并且,有些东西根本就是错误的。您文章中引用了唐人权德舆为仲子陵写的墓志铭,他把卫国的仲叔圉也当成姓仲的了,其实仲叔圉根本就不姓仲,仲叔圉乃孔子称赞过的好大夫孔文子,孔圉。从这里可以看出权德舆的历史知识也有限,所以他说的话不能信以为真。

至于其他一些后代的家谱,根本不能相信,三代以后的书都是道听途说,从汉代就开始历史造伪,特别是对祖宗的研究,大多是望风捕影,人云亦云。如果不从十三经核心史料中去探索,仅凭家谱族谱是不完全可靠的。

譬如颜姓,直到今天才通过地下发掘,确认是来自小侏国的后裔,并非鲁国姬姓的后裔。以前一直有种说法,颜姓是鲁君后人的一支。现在,颜家基本上矫正了先前的说法。

仲姓应当是东部古老部族的后人

好了,让我们来谈谈仲姓来源吧。我基本将仲由排除在周人后人之外。仲由祖上大概是商朝时东部地区的东夷人,并且是一个很古老的姓,可以追溯到上古,但路线却不是通过姬姓的周人,而是东部的商人。仲由可能更多地与奚仲和仲虺有关,而不是与仲山甫有关。

江苏述阳与山东微山两支在历史上一直闹矛盾,各立山头,述阳方面对微山方面的族谱好像有意见,述阳的某某人甚至想认仲虺为先祖,自称为仲虺的第135代孙,这种撇开仲由的做法可能行不通,微山的老家仲家浅也不会同意。这里的原由您要搞清楚。

我们决不能一腔情愿地去认祖追宗,也不能通过一些皮毛传说去判断,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这两年里象您一样,下了一些工夫做研究的原因。

暂说这些,望我们多交流研究成果。也希望大哥您多保重身体。每当看到您拖着这样的身躯东奔西跑,靠着那么微弱的视力查阅资料时,我都生出许多心疼。您的精神值得我们仲家后人深深地敬佩,希望我的研究能给您一点参考和启示。

我本来想把子路设想成一个仲山甫的后人,但现在已经逐渐改变了这个念头。因为大量的历史研究使我感到他不是周人的后裔。而周室后人秦家、闵家、施家、臧家、展家、叔家、季家等在左传里都有记载,仲家毫无踪影,怎么能让我们认定我们是从姬氏演变出来的呢!一句话,《左传》才是最可靠的史料,只有把《左传》啃透,才能知道历史的真相。

最后,我要说的是您要多保重身体!千万不要累坏身体!

恭颂

大安!

愚弟 仲大军(维字辈),

20101230

(注:仲维畅:南京某研究所退休高级工程师,出身学者世家。著有《仲氏姓源》一文。)

   附录:

鲁国国君年表

周公旦 约公元前1050年      第一代
姬伯禽(在位约46年)前1043年  第二代
鲁考公(在位4年) 前998年    第三代
鲁殇公(在位6年) 前994年    第三代
鲁幽公(在位14年) 前988年   第四代
鲁魏公(在位50年) 前974年   第四代
鲁厉公(在位37年) 前924年   第五代
鲁献公(在位32年) 前887    第五代
鲁真公(在位30年) 前855    第六代 
●仲山甫大约出生于870,卒于790年,841年共和行政,辅佐宣王约四十年,第六代
鲁武公(在位9年) 前825     第六代
鲁僖公(在位9年) 前815     第七代
鲁伯卿(在位11年) 前806年   第八代
鲁孝公(在位27年) 前796年,  第七代
鲁惠公(在位46年) 前768年,  第八代
隐公(在位11年) 前722年,   第九代
桓公(在位18年) 前711年    第九代
庄公(在位32年) 前693年    第十代
闵公(在位2年)  前661年   第十一代
僖公(在位33年) 前659年    第十一代
文公(在位18年) 前626年    第十二代
宣公(在位18年) 前608年    第十三代
成公(在位18年) 前590年    第十四代
襄公(在位31年) 前572年,   第十五代
昭公(在位32年) 前541年,19岁 第十六代
定公(在位15年) 前509年 昭公弟,第十六代
哀公(在位27年) 前494年 定公子,第十七代


悼公元年 公元前466年 第十八代, 加周公旦27位国君!
鲁悼公 姬宁 前467年-前437年 在位31年 
鲁元公 姬嘉 前436年-前416年 在位21年 
鲁穆公 姬显 前415年-前383年 在位33年 
鲁共公 姬奋 前382年-前353年 在位30年 
鲁康公 姬屯 前352年-前344年 在位9年 
鲁景公 姬匽 前343年-前323年 在位21年 
鲁平公 姬叔 前322年-前303年 在位20年 
鲁文公 姬贾 前302年-前280年 在位23年 
鲁顷公 姬雠 前279年-前256年 在位24年 

不加周公35个国君!

 

 

 


仲大军给山东平邑蒙山文化研究会的信

2011年5月22日

李常松 王庆全同志,你们好!

    意外地收到寄来的《蒙山文化研究》2010年第2期和第4期,非常感谢!

    一口气读完这两期杂志,其中对仲子和曾子故里的研究我完全同意。大前年,济宁的仲家人士和泗水有关领导带我参观了泗水的仲子故里,卞桥村,没看到什么东西,略感遗憾。今看平邑仲村的介绍,似乎感到更可信一些。随信传去一篇关于曾氏故里的文章,可发表在贵刊。另有一些关于大皞和颛臾的看法,待下篇文章探讨。

仲大军,谨上,

由曾子故里引出的曾家故事

仲大军

2011年5月22日星期日

    司马迁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曾参,南武城人。” 就因司马迁的这句话,引起今天山东两个地方----平邑与嘉祥----对曾子故里的争夺。

    在我看来,曾子一家当年更可能居住在今天的平邑而非嘉祥,因为平邑(历史上的武城)位于鄫国与鲁国之间。鄫国位于今天山东的临沂地区,东邻莒国,西邻鲁国。当鄫国被莒国灭亡后,一部分鄫国人逃难到鲁国境内,平邑的武城最靠近鄫国,是鄫人最可能逃难的地方,而不是五六百里之外的嘉祥武城。

    但是,如果了解了曾家的更多事情,或许对曾子是哪里的人并不会很在意。相比较之下,仲子故里的文化价值对于平邑来说意义似乎更大一些。仲由至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多年,而曾家父子在武城生活了多少年,无从可考,并且曾参何时到武城居住也不清楚。

     曾点与仲由是孔子的第一批弟子,两人年龄相仿,仲由比孔子小九岁,曾点大约比孔子小十几岁岁。曾点是鄫国太子的后裔,家境虽败,但公子哥之风犹存。鲁国执政季武子死时,年仅八九岁的曾点,“依门而歌”,那么小就显示出一种不凡的特点。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曾点从小是在贵族圈里长大的。曾点天性浪漫,多才多艺,超然脱世,超尘脱俗,是儒家诸子中最有文采的一位浪子,才子。

    鲁襄公六年,也就是公元前566年秋,由于麻痹大意,过于依赖鲁国,鄫国被莒国灭亡了。鄫国原是鲁国的从属国,关系较好。鄫国被莒国灭掉之后,鄫世子巫逃难到鲁国,寄居鲁国公族篱下,其家人大多投靠在鲁国贵族之家。

    据《左传》记载,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鲁国大夫叔孙穆子出使晋国,这时另一鲁国大夫季平子派兵攻打莒国,晋国就扣留了叔孙穆子。后来叔孙被放了回来,季孙的家臣曾夭驾着马车带着季平子去看他。一直等到中午,叔孙穆子就是不见。曾夭对叔孙家的家臣曾阜说:“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季孙已知道自己的罪过了。鲁以相忍为国也,难道自己家的人也不原谅吗?” 曾阜于是去见叔孙说:“可以出矣!”

    这里出现了两个曾氏人物,曾夭和曾阜。据《世本》记载:“鄫世子巫奔鲁,改鄫为曾氏。巫生夭,夭生阜,阜生点,点生参。”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夭和曾阜父子分别在叔孙家和季孙家当差。也就是在昭公元年之后,曾阜的儿子曾点呱呱落地。

    从这种情况看,曾点不可能出生在离曲阜三百多里地的武城,曾点从小就是在曲阜城里出生和长大的。长到十六七岁的时候,成为孔子的弟子。而这时的子路,完全是曲阜城外的一个农村人,只是因为跟了孔子,才进了曲阜城。

    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曾家人在鲁国的地位。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晋国大夫范献子来鲁国访问,鲁襄公设宴招待,席间进行射箭比赛,射者分为三组,其中鄫鼓父和党叔为一组。鄫鼓父也是曾家的一员,能和国君一起活动,说明曾家尽管灭国,但在鲁国混得还算不错。

    鲁国之所以如此重用鄫国人,除了鄫国当年是鲁国的附属国,与鲁国关系好,另外也与鲁国对大禹后代的尊重有关。周的先祖后稷与大禹共过事。鄫国是大禹的后裔,姒姓,与姬姓的鲁国都属于“诸夏”范围的国家,与莒国、小邾国这些东夷国家有着族性的不同。

    《世本》记载:“曾氏,夏少康封其子曲烈于鄫,襄公六年莒灭之。”其实,《世本》的作者可能也没搞清楚鄫国的缘由。夏少康封其子曲烈于鄫时,鄫国并不在今天的山东临沂地区,而是在河南的西部,洛阳南部地区。鄫国和杞国一样,都是西周时期从西部迁到东部来的。这两个国家都是姒姓,都是大禹的后裔,而杞国更是大禹的嫡系大宗子。这两个姒姓国为什么从中原迁回山东?一直是个谜。这个问题我将在别的文章里解释。

    从以上记载,可以知道曾家很多人跑到鲁国谋生,并且有些人担任着重要的角色。曾夭和曾阜分别担任季孙氏和叔孙氏家的家臣,而曾点就是曾阜之子。曾阜是叔孙家的家臣,不可能居住到武城去,曾点可能从小就出生在曲阜,也不可能到武城去,但武城可能有他家的封地。

    从这一点来判断,曾点前半生主要居住在曲阜,后半生可能迁到了武城,靠务农为生。曾参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在武城出生的。当他长到十几岁之后,就来到孔子身边学习,有时也回乡探望父亲。

    《孔子家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闻之,知其体康也。孔子闻之而怒。”

    这个故事可能就发生于武城,发生在曾参小的时候。但长大后的曾参常年跟着孔子东奔西走,在外飘荡。晚年的曾参已成为鲁国的重要人物,已不可能回到武城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判断武城有曾家的土地,但武城并非是他们父子的常住之地。武城可能是曾参的诞生之地,但不一定是他的埋葬之地。

    嘉祥是否是曾参的埋葬地?也有可能。这是因为,古代交通不便,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像大禹陵在浙江绍兴,炎帝陵在湖南郴州,黄帝陵在陕西。其实这些地方都不是他们的家乡。

    像孔子、子路、曾参这样的人一生游遍天南海北,在很多地方都生活和居住过。凡是到过的地方都可以纪念。子路在各地都有遗迹,曾子也是。就让各地去纪念吧。不必争夺唯一的一个“故里”。

    对于名人故里,最值得考证的是他是否出生在这里。只有出生地才可以称得上故里。长大以后居住的地方,只能算是所到之处。曾参是否出生在武城?这个也很难考证,但他的家可能是在武城,所以,司马迁说他是武城人。

    在这一点上,仲由的出生地就明确多了。仲由就出生在仲村,这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这就是仲子故里与曾子故里的差别:没有悬念。

    作者简介:仲大军,仲由第75代孙,1952年生于山东济南,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在新华通讯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现为北京大军智库咨询公司主任,研究员。联系电话:010-63071372。电子邮件:zdjun@263.net。

 

 

 

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不臣不仕

----论《儒行》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0年9月14日

zdjun@263.net

    《礼记》中的“儒行”篇是儒家最核心的经典,而我草书的一段“不臣不仕”更是孔子晚年(临死前)思想的最高境界。

    “儒行”篇是《礼记》中最后的一篇文章,是孔子晚年最后的思想。这个时候的孔子已经七十多岁,思想认识已经达到最高的阶段。在被鲁哀公请教时,孔子敞开心扉洋洋洒洒地向他讲述了儒家的做人之道。这次讲话记录就是后来形成的“儒行”内容。

    在这次讲话中,孔子首次谈到“儒有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魄,后来孟子总结的大丈夫之气就是从这里引发出来的。

    孔子还详细描述了儒家子弟的品格:“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但孔子的思想并没就此而止,当鲁哀公听得振聋发聩之时,孔子说出了更让他震惊的话:“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这句话的核心是不臣不仕!从字面上理解,不臣就是不向君主称臣,不去当臣子,不仕就是不去朝廷做官。这好像不符合孔子一生的作为,孔子整个青年和中年时期都是积极入世的,但为什么孔子在晚年却说出了“不臣不仕”的话呢?主要是孔子的人格在晚年升华到一个新的阶段,孔子已经意识到了做人应当达到的最高境界,那就是在内心深处不臣,不仕!

    不臣不仕并不能被机械地理解为不去朝廷做官,不向君主称臣,而是而要做一个有独立人格、不从属、不附庸的人。即使你在朝廷做官,也是一个有个人意志、尊严和品格的人。这种理念与西方社会的人人天生平等、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平等人格一样,超越了当时的封建等级社会,使春秋社会诞生了一群摆脱了君王精神统治的知识群体,从而诞生了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战国策》中记载的颜见齐宣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从当年匍匐在君王的脚下,到直立起来成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孔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此,中国一批具有高尚人格的正人君子站立了起来。这样一种精神意志主宰着中国社会直到宋朝之初。

    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将“儒行”篇印发给大臣,让官员们都学习“儒行”。在整个宋明之前,中国的自由精神和自由度要比今天大得多。

    但明代之后,皇权泛滥,奴性毕露,“儒行”竟被抽出儒家重要经典之列。到了明清之后,中国社会哪里还有半点儒家精神。整个儒家精神都被扭曲和阉割了。儒学已经沦落成小人儒,奴才儒,官僚儒,御用文人儒。

    今天的中国,竖儒遍地,犬儒遍地,孔子学校遍布海外,都在学习儒学,解释儒学,但真正的儒学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一种驯服品格的培养吗?

    这种状况使近代以来,世人对儒家和儒学多有诟病,就像孔子当年遇到的对儒家非难的情况一样。因此,今天的中国,必须正确认识儒家的精神和本来面目 ,儒教的精神必须以“儒行”为本。一个学说只有存在着正义和高尚的力量,这个学说才能被人看得起,才能被别的文化所接受。

    今天借孔子圣诞之际,特将此段精华用毛笔写出来以昭示于大家,望大家认真学习“儒行”全篇内容。

 

再论儒家的道德力量与独立人格

----关注制度与道德的关系

 仲大军  陈申申

2010年11月

    陈申申:仲大军写的《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不臣不仕》,的确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而且说这是孔夫子的思想,我相信是有足够的根据的。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是靠自己的能力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好,可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宰相。但是弄不好随时就会把小命丢了。那时候有骨气的人多,也能成气候。所以,我们不能不对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有一种特别的尊敬。

    孔子是很要做官的人,但是做官不成就办教育,一生都有追求,不折不挠,让人佩服。儒家思想在道德层面非常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和传统,由此发展出来的“天下为公”不仅是符合国情的政治理想,而且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可是,由此出发建立的礼教制度是行不通的。孔子要复周礼,以君臣父子的礼教制度来取代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推行的奖励耕战,废除诸侯的集权体制,在当时就行不通了,以后也不可能不失败。

    象孔子那样的伟大和失败,今天好像还在继续。共产党人的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理论上就很伟大,道德上也很崇高,可是实际上却行不通。所以,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实行一种在理论上不完善,道德上不崇高的能让更多的人们都能接受的制度。这就是法治。这也就是道家的法治主张。

    我不知道仲大军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在儒家学说中寻找中国道德,还是要恢复礼教制度,这之间的差别就太大了。

人格并不取决于制度

    仲大军:申申你好,很高兴听到你的评论。我写此文一是澄清对儒家的误解,二是化解今天强大的官本位文化,树立独立人格。在孔子时代,有一个强大的王权制度压在头上,那是没办法的事,但个人可以超越这种约束 ,追求平等和尊严。王道是一回事,人道又是一回事。人格与制度并不对等,人格并不取决于制度。王权社会并不意味着平民都是奴才。中国的皇权时代,人民照样有充分的自由。像《水浒》梁山那些哥们,都可以过 得很自在。不臣不仕思想是一种典型的争取个人独立自由平等的表现。

    可惜,到今天人们也没认识到儒家学说实际上是一门民间的意识,它是在君权统治之外产生的思想,但它被阉割了,核心的内容被扬弃了,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奴化的工具。就像你,只知道孔子要恢复周礼,维护君权,而不知孔子还要人权,要个人的尊严和人格。在恢复周礼的封建等级秩序的同时,又有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这有什么不好的呢?这是今天要正本清源的事情。

    陈申申:仲大军:你好!我再说几句。

    儒家思想在政治制度的选择上就是主张官本位的。礼教是一整套的制度。从习礼开始。孩子在家从小就天天练习礼教。“学而时习之”就是时时都要学习和练习礼教,要练到“有朋自远方来”的境界,要练到“人不知,而不愠”的君子境界。这的确是一种君子的境界,还是一种圣人的境界。但是,从制度的角度来观察,这是一种官本位的政治主张。战国时期,天下大乱,各派人物都在寻求治国良方。孔子的主张就是恢复周礼。论语开篇,就把这中间的逻辑关系交代得清清楚楚了。

    你说到独立人格。主张官本位制的孔子也是有独立人格的。在战国时期,周朝的制度遭到普遍批判的时候,孔子站出来说要恢复周礼,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立人格的体现。而且,他的政治主张在理论上是完美的。父亲总比儿女们懂得多,全家服从父亲有什么不对?推而广之,皇帝总比臣子们懂得多,服从皇帝有什么不对?上级总比下级懂得多,服从上级有什么不对?于是,人生依附,就合情合理了。从上到下的任人唯亲,以及从下往上的唯命是从都由此产生了。以德治国,在理论上是有说服力的。我正确,我就可以不守法,在理论上也是可以自圆其说的。可是,历史上的独裁,专制,从理想主义走向残暴,就都是这么来的。

    孔子的道德说教是对中国人情社会道德观念的一种总结。但是他的礼教主张是维护奴隶制度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是会引发内战导致国家分裂的。老子把礼教说成是“忠信之薄,尔乱之首”,一点没有说错。不改变现在的官本位制,现代中国的道德建树是不可能的。以德治国,越治越失德。依法治国,才可能有道德成长的空间。

道德与制度并不对等

    仲大军:申申你好, 孔子的特点是人治,人治大于法治。而人治的特点是靠道德来维系社会,这比靠法律维系社会好得多,高明得多。大家都是讲道理的善人了,你还要法干什么?

     你说孔子的礼教是维护奴隶制度的,这一点是对历史的不了解。孔子的做法恰恰是反对奴隶制度,要求平民解放。孔子的礼教不仅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更有提高人格的重要意义。将一个人从小人提升至君子,这就是对贱民身份的改变。孔子致力于平民教育,将千千万万平民子弟培养成有尊严人格的人,是当时社会人的大解放。

    另外,制度与道德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当一个好制度建立后,也必然有坏道德存在;当一个制度变坏时,依然会有好的道德存在。春秋礼崩乐坏时有儒墨道德存在,司马氏篡魏时有竹林七贤存在。文天祥说过:“天地有正气”。不管社会怎么变,一些高尚的独立的人格不变。这就是孔子说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就是这铿锵有力的语言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中国人民的坚贞、刚毅精神无不来自儒家的道德品格。

    追求仁义、正义和自由平等是人的天性,它不是制度赋予的,而是天赋的。所以,不管制度如何昏暗,都不影响人民追求自己的爱好。

    不要把制度与道德完全对等。现在有人把道德的变坏完全归结于制度,不找个人的原因只找制度的原因这也不对。不管社会多么混乱,遗世独立的人仍然是大有人在。

德治法治是有先后的  法律不能代替道德(宗教)

    仲大军:特别是你这句话:“以德治国,越治越失德;依法治国,才可能有道德成长的空间”,我不能完全赞同。道德和法孰先孰后,你要搞清楚。人类社会早期是靠 神话、宗教和道德维系的,而不是法律。直到春秋末期,晋国和郑国才开始铸刑鼎。孔子为此大为不满。战国时期某些国家如秦国才开始进入法治时代。不要以为进入法治社会就是进步,实际上也是人性退步、道德败坏的结果。道德沦丧了,只有靠法律。因此,法治社会实际上是一种人类的无奈。

    今天的社会如此漠视道德,寡廉鲜耻,正是思想混乱的结果、一味崇尚法治的结果、放任个人修养约束的结果。法是万能的吗?法能代替道德吗?中国就是在这种“法律至上”的理论指导下造就出一大批无耻之徒。这些人认为只要不犯法,就可以任意干损人利己、坑蒙拐骗的事。即使干了罪恶的勾当,也千方百计利用法律的漏洞逍遥法外。这就是西方法律文化和法律世界的现状。中国人也跟在后面亦步亦趋,盲目照搬。

    但是,西方国家也并非全是法律社会,西方文化也有道德力量,这就是强大的宗教。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担负起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功能。正是在宗教道德的基础上,法律发挥了第二层约束社会和约束人的作用。如果把西方社会仅仅看做法律社会,那就是对西方文化的不了解。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中国学者认为只要实行了法治,国家就可以变好,于是,就不遗余力地引进西方法律,结果既放弃了本国的道德传统,又没学好西方的法律。搞得今天的中国不伦不类,既无法治,又失去了宗教和道德。很多中国人并不明白,中国的道德力量就是来自儒家的学说,虽然儒学并不以宗教形式出现,但它发挥的正是宗教的道德作用。

    你说以德治国,越治越失德,这完全是胡说。问题在于你用的是什么德?中国现在还有德吗?一个已经把道德扬弃一空的国家,谈何道德!你连道德、宗教都没有,谈何以德治国?不是道德不起作用,问题是你连道德都没有,既无宗教也无道德,怎么去治理国家?

    今天的中国人要正本清源,不要让流行了多年的谬论再继续误人子弟了。

儒学重在约束君权 争取独立

    仲大军:王权和王制社会是靠暴力建立起来的社会,人们不能不遵循暴力和权力的法则。孔子的特点是在王制时代寻找道德和道义的力量,来制约暴力,在王道和人道之间建立一个并行不悖的关系,既有王权,又有个人的独立人格,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即使在君主专制时代,个人和臣子也有尊严和人格。 这也是一种进步,并不能理解为孔子趋炎附势,或维护君主利益。在当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建立起和平共处的关系就是一种进步。

    但在今天,可悲的是连孔子时代的气魄气质都没有 ,大多数人匍匐在官权脚下。民对官有何约束?这就是我写此文的目的。看看当今社会的商界、学界和官场,都是什么样?在过去君主制或帝制的时代,尚有 儒家这种精神思想,难道今天反而做不到了。中国社会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其实不在于王制、帝制还是民主制,人有正义的人格和尊严才是社会最重要的事情。人格的升华与社会环境有时是不一致的。越在黑暗的时代,往往越有独立人格。所以,不要管什么时代,什么制度,任何时代都会有人本思想、仁义道德和独立人格的,关键是人民如何取决。

    很多人对当今社会不满,牢骚满腹,但他们是否检查过自己----是一个有独立人格、有正义感的人吗? 自明清之后,中国社会积累了大量的奴性文化,形成了大批趋炎附势、卑躬屈膝的依附性人格。这种依附文化在近当代革命中又被集团化了,社会形成了一个个大的利益板块,独立的人格文化 往往没有立锥之地。这和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你不要管孔子的政治理念,只关注他的做人之道就行了。认真看一下《礼记》中“儒行”。至于说他寻求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周礼社会和君权社会,是那个时代的事,与今无关大碍,我们不必苛求。 即使孔子拥护君权社会,也是有制约的君权。孔子的很多理论都是约束君权的,不让君王为所欲为。所以,不要动不动就说孔子是封建文化的卫道士。

    总之,治国齐家平天下,先从自身做起。一些连自身都没修养好的人,光想改造社会,治理天下,是很难成事的。

    陈申申:仲大军你好!我赞成你说的,我们的确需要学习先人的做人之道。当今社会都在争当“正确”的代表。其实,更重要的是人格。新社会和新制度是有新的人格的人们来创造的,而好的制度应该是能创造出好的社会风气和好人的制度。

    曾经被我们批评成漆黑一团的旧社会,还能造就出舍身忘死的革命党。可是今天呢?一个不能成批的造就出高尚人格的社会制度,就很难自认为是好的制度了。

    我知道你写这篇文章的用意了。非常好!

有好人才能建立好的制度

    仲大军:现在的中国,很多人抱怨制度不好,只指责制度,不改正自己。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好制度呢?关键是没有好人。有好的人民才有好的制度。这就是我的逻辑和观点。

    看看现在各种偏激、极端和浅薄的现象,看看形形色色的人,靠这样的人怎么能改造好社会?只能打来打去,你争我吵。纵观整个世界近代史,有几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如此爱好内战,有几个国家发生过你死我活的内战,有几个国家内部有着如此沉重的分裂和创伤!这都是因为人性发生了变化。从来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

    专制是怎么产生的?没有刁民哪来专制?专制社会往往是刁民社会的产物,是刁民社会的对立物。没有好人,哪来好制度?所以,好好反躬自问吧。大家都不去走后门,不去行贿,政府哪来的贪官!没有千万人的卑躬屈膝,哪来的权力专横?所以,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建立了制度又怎么样?还不是形式!

    好好学习一下《礼记》中的“儒行”篇,正人先正己,只有在有了好人之后,制度坏了的时候可以矫正制度,制度好的时候可以适应制度。所以,一个社会的变迁首先取决于人民 ,也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民。

    今天的中国,必须要有一批新的国民才能担负起改造的大任。这新文化从哪来呢?光靠照搬西方是不行的, 光靠让西方殖民三百年是不行的,还要有本国的传统智慧。但遗憾的是,自五四以来的扬弃和革命,我们自己的历史早已被扔的一干二净了。现在冒出的新儒家除了假道学就是假圣人,全是明清之后诞生的怪胎。 而有些新自由主义者,全是些从里到外都要变成基督教甚至渴望变成黄毛的人。这种状况实在可悲!

    最后一句话,人的改造有时要大于制度,甚至比制度更重要。

 

 

 

 

 

 


    编者按:这是仲大军先生三年前在湖南一所大学的演讲,校方传来演讲记录准备出书,现在刊出。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竞争文化

——在湖南农业大学的演讲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湖南农业大学学刊 第207期

2007年秋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这几年我一直在做经济方面的研究,现在开始讲起文化来了。很高兴到咱们湖南农业大学来做客,看到你们这个学校。崭新的校院给我的感觉就像我到全国各地走的很多大学一样,是一座崭新的新城。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广州的大学城,好几十所大学都聚集在一起,你们的学校一进来也有这样的感觉。你们生活学习在这样一个崭新的环境里,将来还要从这里踏上社会,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个问题也比较有实用性,因为你们早晚也都要走入社会工作的,现在是你们在学校学习知识的时候,那么当你们学到知识踏入工作岗位的时候,也会面临着非常激烈的市场竞争,研究一下未来的市场以及未来这种整个的市场文化,我想对咱们大家也很有用处。知识是一方面,现在有很多人学了很多的知识,读的学位也很高,硕士、博士、有的还是博士后,出来以后还是得找工作,甚至有的找到工作后在单位里也并不一定能获得好的成绩,这些也与他们自身的社会知识甚至社会文化都有很大关系。那么今天咱们学生会给同学创造了好的条件,请一些学者来给我们谈一谈,也等于是开拓同学们的思路。

    谈到竞争文化有这么几种分类,第一种是丛林文化,丛林文化是竞争性最强的一种文化,主要是靠暴力和力量来竞争。丛林文化听起来就感觉到挺可怕,因为它像动物界的 生存规则。你们都是学农业的,学生物的都知道丛林文化就是优生劣汰,高级的淘汰低级的,优秀的淘汰落后的。这是动物界的一种生存模式。那么在人类社会有没有这种模式呢?仍然是这种模式,所以说生物界的这种规律在人类社会中依然发挥着作用,在我们中国 表现得也相当厉害。

    第二种文化是等级文化,封建社会君主时代实行地就是等级文化,论资排辈,按家庭出身来占据社会各个位置。这种文化没有实力的竞争,只有身份和资格的竞争。第三种文化是科举考试文化,以分数高低取胜,不管出身和家庭背景。科举文化对于血缘和等级文化进步了一些。第四种是民主文化和选举文化,社会的公职需要民主选举获得。这种文化是最公平的竞争文化。它既包括了平等, 也包括了公平。但也有一种竞争文化,那就是共产主义文化。它的竞争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我今年是55岁,这样年纪的人就对这种文化深有体会。

    当然,世界上也并非都是竞争文化,也有一种不竞争的文化,如佛教文化,道教文化。这是竞争性最不强的文化。世界文化的竞争性是不同的,竞争性最强的文化是斯巴达、法家、法西斯、武士道等文化。最不强的是佛老哲学。中国的儒家文化是一种竞争性较弱的君子文化。但今天国际社会流行的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和军事文化是竞争性较强的文化。我们国家今天不能不受到这种文化的强烈影响。

    回忆年轻时,社会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那个时候也竞争,大家也努力工作,争当积极分子,当标兵,但 没有任何物质奖励。今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大家都平等,从小学就开始准备高考,然后再进行市场争夺,争夺的第一名,像姚明这样的年收入几千万元 。第一名比大家拉开了巨大差距。大家想想这种现象,比刘翔差零点零几秒的第二名也许就因为差零点零几秒,奖金就要比第一少许多。世界上的冠军都是以这个来计算的,他的素质和体质相差也没多大啊,但是为什么获得冠军得到的社会效应要远远大于第二名、第三名,这是什么规律?新闻媒体都去采访第一名,而不采访银牌、铜牌, 赢者全拿。这种文化是与某种制度相联系得。所以,当前的这种竞争规则导致当前的社会竞争异常激烈。

    我觉得你们这代人拼搏和竞争状况要比我们这代人厉害得多,因为你们面临的社会和我们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我们那个是计划经济时期,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大家就是分配,没什么竞争的,66年、68年我们那一届分配,从老初一、初二、初三到高一、高二、高三,六届学生一块儿分配,因为我们那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代, 因文化大革命晚分配了两年,积压了前两年的学生。我们分配的时候大部分是上山下乡的,上工厂的是少数,还有就是到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分配啊,与你的竞争没有任何关系,与你的考试分数通通没有任何关系。

    我在家里是排老三,我哥哥和姐姐都下乡了,我就被分到了工厂,到工厂里做工去,后来在工厂当了四年工人又去当兵。当兵在野战部队也是一名普通的战士,在那个时代大家都是勤勤恳恳,为了革命,不追求物质奖励,那个时候的奖励就是表扬这种非物质的奖励。当时的铁人石油工人王进喜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没有奖励,一些著名的老一辈科学家为国家立下了多大的功劳,李四光,没有奖励,但是人民怀念他,景仰他,不像现在袁隆平一奖就是五百万,不像有些数学家一奖就是三百万、五百万,所以说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和你们现在完全不一样。

    王进喜死后他的骨灰盒放在哪里了?大家猜猜,是放在大庆油田还是他老家?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了,放在第一存放室里面。第一存放室里放的是哪些人呢?放的是朱德元帅、陈毅元帅、贺龙元帅、李宗仁先生等等一大批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和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以及郭沫若、老舍等一 大批文人和科学家。有一年,我到了八宝山烈士公墓的第一存放室看到了王进喜这么一个普通工人的骨灰盒放在这里,十分吃惊。这显示了一个什么精神?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精神,不计较文化不计较名利地位的。李宗仁又是什么人?“四一二”大屠杀就有他和白崇喜这些桂系军阀参加,可以说他的手是沾着共产党鲜血的,但是李宗仁的骨灰盒也存放在第一陈列室里面 。通过第一陈列室,我认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认识到了他们那种精神。从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时代,所有的人,不管是将军、科学家、工人都 是平等的。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没有一个人想的是自己的利益。

    通过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开始注重个人利益,私人利益,你们生活在这样的经济制度和文化氛围之下,所以说你们的价值体系和当年我们那一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从踏上工作岗位,走入社会的那天起就开始计较经济效益,能挣多少钱,干一个什么样的工种,能获得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是否能有一个升迁的机会,都是你们所考虑的。所以说整个社会的奖励机制变了,从过去的政治奖励、荣誉奖励变成了现在这种实实在在的物质奖励,竞争也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开始加剧。

    在我年轻的时候没有任何机会上大学,而我又非常渴望学习,可是从我16岁进工厂的那天起,就盼望上大学,整整盼了10年,直到我26岁那年也就是1978年恢复高考,我才有机会参加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复旦大学。在复旦大学我读的是中文系,毕业后被分到新华社,在改革开放的这种经济大潮下,我们这些做编辑、记者的整天就是与经济打交道,久而久之也就对经济这个领域有了了解。

    从我的个人经历来讲,我认为在座的同学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发展前途,以后不一定非从事你们现在所学的专业。从恢复高考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竞争时代,高考意味着什么,高考意味着中国几千年的“科举制”的重新恢复。从历史上讲,隋唐以前没有高考,主要靠的是举荐。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发展,任用什么样的官员去管理地方和辅佐皇帝是摆在中国政治面前的大问题。先秦以前的任人为亲是行不通了,要有一个客观的统一的标准,这就孕育着考试制度的诞生,从秦到隋700多年的时间酝酿,科举制度终于在中国建立了,这就是一个竞争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度影响了世界。

    大家不知道西方的哪些制度受中国的影响,就是科举制度。我们现在有些人盲目的崇拜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西方现在的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曾经借鉴引进和运用了中国的科举制,又与它的民主选举结合起来,形成了今天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又有竞争考试又有民主选举,就像一只鸟的两只翅膀。而中国恰恰少了一只翅膀,有考试制度,缺少政治家的选举制度。所以有的人认为我们的政治制度不如西方的制度,但是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是个历史问题。考试制度的建立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它就是通过公平的考试,公平的竞争来衡量优秀的人才,把它使用到社会的各个方方面面。中国的这种竞争制度和西方的有些不同,我们的竞争尽管有了“科举制”这种考试制度,但是中国历史上的这种竞争制度还不是很残酷,和丛林法则还联系不上。

    我现在也是在探索,考虑的东西也不是很成熟,今天给大家讲的是正在思考的一些问题。丛林法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一直表现着,比如说商鞅变法打破贵族特权的传统,鼓励平民大众,谁有本事,谁就能得到应有的奖励,调动了全国人的积极性,使得秦国迅速强大起来,这是一种制度显示出来的威力。今天我们来比较 一下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程度,中国文化的竞争程度处在世界各种文化的哪一个位置呢?在中国除了庄老、儒家、法家以外还有墨家,在春秋战国影响力最大的不仅仅是孔孟, 还有墨家。为什么儒家到后来成为最主要的流派?是因为它适应了帝王统治的需求。我建议同学们看一下墨家的书,因为它是一种传统的适合平民大众的文化。今天的社会是一种马拉松式的社会,跑在最前面的人看不到最后面的人,相反最后面的人也看不到最前面的人,而且差距会越来越大。

    在座的各位同学,在将来的社会竞争中,你们可能有些人是在前面的,有的人是在后面看都看不见的,这一点大家要思考。我今天在这里讲不仅仅是为了你们个人长大以后如何去为个人设计、去考虑,个人在社会中争取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是让大家考虑我们将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合理的竞争制度。中国的改革将近三十年,我们这一代从改革的开始起就是参与者,在这么多年的时间中,我不断的思考着,不断的肯定又否定。

    当八十年代改革大潮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积极的改革者,改革到了今天,成绩不容置疑,但是我也感觉到我们的改革走了许许多多的弯路,我们要纠正要调整,比如说过度的、残酷的竞争 ,应不应该?现在社会的收入越来越大,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精英与工农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是我们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吗?现在整个世界所流行的这种竞争模式是不是合理的 ?我们最终要考虑这个问题。中国个人的收入差别是否有必要拉开这么大?大量的资本、财富掌握在一少部分人的手里,北京、上海等地的高级别墅一栋就是几亿元,面积 几千平方米,这对中国的资源、能源是不是一种浪费,这样的现象会使中国的经济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状况?13亿人民大部分消费无力,大部分人没有钱来消费, 尽管消费增长每年在百分之十几,但大多是富人和权贵消费拉动但。大量的资本和钱财用来干什么呢?就是投资。这几年我们国家出现了罕见的投资热,投资率占到GDP的45%,最高的 年头占到48%,也就是说一年总产值将近一半又重新投入到建设当中。企业拿走了大部分的利润,国家财政收入拿走了大部分,只有一少部分收入流到了劳动者的手里。我们国家用于工资收入的只有11%,其他的全部被资本拿走了,被财政拿走了,这很明显不利于这个社会劳动收入的提高。

    工资的收入我们把它叫做劳动收入,企业的收入我们把他叫做资本的收入,资本的收入和劳动的收入差距这样大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这样一种靠投资来带来的经济增长的现状导致我们能有消费能力吗?这只会导致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中国的工会不发生作用,工人们没有自己维护权利的方法和手段。

    投资也会出现一些危险,首先是投入大量的资金给企业,生产量上来以后,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消费水平,会导致生产过剩,大量的机器就会闲置,造成资源的浪费。第二,造成社会腐败,因为有些投资不是生产性的投资,而是奢侈性的投资,比如说政府大楼,这样会滋长腐败的风气。所以说以上我讲的这种现状对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没有好处的,只会有利于少数人。那么这些问题与我今天要讲的竞争文化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想是有关系的。因为当前我们国家这种收入状况的不平等,悬殊越来越大恰恰是在丛林法则和当前的竞争文化旗帜下出现的。

    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竞争,最终将落到一个问题上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竞争,那就是一种公平的竞争。我们通过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学习了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许多东西,引进了竞争,而在劳动合法权益,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却进展缓慢,竞争也就在某些方面失去了公平。曾经在上海我听见有人抱怨说,要想进大的机关,好的单位没有关系 和好的家庭背景基本不可能,在许多领域也是一样,在你所向往的那个领域或说社会圈子,没有一定的基础或关系,你要想进入是非常难的,或许侥幸凭借自己的实力进入以后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机会。我今天在这里跟同学们来讲这些问题有是要同学们提早的认识这些问题,正确的认识这些问题,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我们国家要打破这种传统的、不合理的竞争制度必须还要改革,要有新的思路。我在这里也不是给我们国家的改革做任何的评价,我只指出改革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因为我的任务就是发现问题,使我们国家的改革能更好的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我们需要竞争,需要与国际社会接轨,如果不参与竞争我们中国就无法在世界上立足,在中国的近代,我们就是败在了西方列强的丛林法则之下。

    近几年有些学者提倡复古,重新恢复儒家之道,恢复国学,提倡君子文化,我想你过度的提倡这些的话你就会像马拉松赛跑一样被淘汰的无影无踪。当然我们国家是在仁义、君子文化这种历史环境下过渡到现在这样残酷竞争环境下的,我们免不了要暂时的在国际竞争中吃些亏,就好像前面我讲的劳动者收入问题。我们过在整个国际分工中还处在边缘位置,对于高新技术,核心技术的掌握还少之又少,主要是从事产品的加工和生产,我想在种背景下我们的劳动者的收入,取得的利润还很高的话,中国的产品那就根本没有竞争力,我们这些年就是靠着这些低廉的产品占据着世界的市场,我想这就是 一个国家在发展初期以牺牲来换取发展的表现。

    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敦厚朴质的中国人民正以出卖自己的低价的劳动力这种方式来支撑着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从而也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条件。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也能够在以后的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也能够在国家改革的道路中具有牺牲的精神,为我们国家早日走入更加完善,更加合理的社会而努力。谢谢大家!
 

    提问环节:

    问:“请问仲教授,您认为当代中国政治革新中需不需要有一批有政治见识,政治激情,政治理想的政治人士出现呢?”

    答:“当然是需要的,因为任何一个时代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不是GDP,是真正的有才能的人。当然这个有才能的人不仅仅包括袁隆平,还应该包括商鞅,商鞅式的人物,但是中国今天只有袁隆平,没有商鞅,这是中国今天的遗憾。我们的整个市场经济,在经济领域通通的放开竞争了,只有政治领域不放开竞争,这是个很大的遗憾,可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管理人才是官员的素质,但恰恰官员不能进行公平的竞争。当前我们也有公务员考试,但考的仅仅是公务员,而不是主要的领导、首长,你们要是今后到政府工作就会知道,考的主要是下级,上级是不考的,上级没有考试制度。上级就有可能占了个位置成为摆设。一个国家的管理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官员啊,经济领域都放开了,管理国家的这些岗位不放开竞争怎么能行呢?庸才不下来,能才上不去,这影响这个国家的领导的各方面,一个决策的失误造成的损失比一个企业的失误大多了。这个同学提出的这个建议是非常好的,大家打开《墨子》,第一个问题就是取士、选士的问题,墨子在当时就已经看到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选拔人才,就是一个帝王能把国家最优秀的人才选拔进来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可是我们国家有的时候是一种排斥机制,真正有才能,有德行的人会被排斥出局,我想在这个领域今后大有文章可作,谢谢。”

    问:“我们中国已经参与了国际竞争,在国际上除了有强者文化就是您刚才讲的丛林文化,是不是还应该提出别的精神文化?”

    答:“对,这个同学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坦率的说,以前中国在国际上有些方面是被人瞧不起的,一个是经济技术上,我们落后,一个是在制度方面。但是现在我想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有所变化,因为我们的物质文化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近些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有在政治制度,比如说人权方面、民主、一党专政方面,中国经常受到指责和刁难,这个需要今后进一步进行改革。但我们国家,我们的国民要想真正的树立起无论是在物质财富还是在精神文化上都繁荣的形象就必须 有所创造。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目标是经济目标,GDP目标。这些年来,我们不遗余力的追求GDP,把我们的经济做大,蛋糕做大,我们有钱了,再来 改造我们的制度文化,我们建立一个和谐的、合理的、公平的制度,然后再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中国人在人性上有很多的弱点或者说是劣根性,比如说很不团结,因为人一多就不讲团结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犹太民族是非常讲究团结的,如果一个社区有一个富人,他会光明正大的把他的钱拿出来给这个社区每个穷人家的孩子上学。在60年代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打仗,阿拉伯军队冲到了山头,最后掩护撤退的是一批以色列军官,士兵们通通撤退,军官留下来坚守阵地,最后这些军官全部牺牲,让打仗没有经验的年轻士兵撤退了,这样的民族这种内部的精神,团结精神,平等协作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可是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自私自利越来越严重,个人主义越来越严重。集体主义,为公的思想,社会责任越来越淡泊。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社会秩序越来越乱。物质财富增加了,但是我们的社会秩序,道德水平在下降,你能说这样的国家是在真正强大吗?进步吗?社会内部的分裂增加了,现在思想界 、学者界内部几个类派别在打仗,左派右派争吵到连开会、谈话、交流都不能坐在一起,各种政治力量、利益集团的搏杀也非常的严重。所以说怎样建立起一个和谐的制度,文化 和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