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现发出陆一先生的一篇重要文章,第二篇文章是张明先生的《次贷危机的传导机制》,因为是PDF文件,请点击查看! 后面还附有相关的几篇经济文章。]

目录

 陆一:《中国会出现“非典型次贷”危机吗?——全球次贷危机背景下的中国金融创新途径研究 》

张明:《次贷危机的传导机制》

Kevin Hassett:《粮食危机:糟糕的政策是致命的》

张明:《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的根源及影响 》

张新光:《资本农业引领中国农业现代化走向光明前景》

王飞龙:《概论大历史背景下中国新农村建设的行政法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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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出现“非典型次贷”危机吗?

——全球次贷危机背景下的中国金融创新途径研究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研究员  陆一

2008年5月26日

flynn6183@gmail.com

    美国的“次贷危机”其实质是针对某一类房地产抵押贷款所作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创新过程中的机制缺陷所引发的风险。

    “次贷危机”的核心角色——次级债券,它属于资信程度不高的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产品。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是由贷款公司针对资信和还款能力低下的人群设计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品种,和房地产优质抵押贷款相比,它风险较大、坏账率较高、但贷款利息较高,在房地产业的上升期内不会显现它的狰狞。为了分散风险,美国在金融市场创新过程中以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为标的设计了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也称为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尽管因为采用了私募发行和在银行间市场交易而使得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债券透明度较低、流动性较差,但由于它的较高利率和较高回报而吸引了主要是银行等机构投资者将它作为投资组合的配置品种。因此近些年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一路走高,这些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债券被世界各国各类机构投资者作为投资资产组合而购买。就此,美国的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的风险被分散到全球各地,并在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持续下跌之后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广泛的系统性风险危机。

    从美国的房地产次级贷款的定义上来说,我国经济体制内部确实没有发生同样危机的可能,如果将我国的房地产贷款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系统性的风险相当低;同时从沾染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数量上来说,美国的次贷危机也许真的对我国这样一个尚未完全开放的经济体的冲击确实不会很大。

    今年以来,房地产业界和银行业界有关房地产抵押贷款风险的提示和表述逐渐上升,坏账担心和前景忧虑逐渐增强。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这两方面的业界人士的担忧都不约而同地将房地产贷款笼统地作为一个整体来表述,并将房地产市场调控和银根紧缩和将带来的银行房地产贷款坏账风险直接联系起来分析。

    这种笼统而混淆房地产贷款概念的做法,无疑直接加大了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调控行为的压力,在市场舆论和社会心理上加大了对房地产市场调控前景的疑虑。

    如果仔细分析我国的房地产贷款的构成,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在房地产销售环节而产生的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坏账率极低。香港各家银行设定的房贷不良比例“警戒线”一般都定在1%左右。而据上海银监局最新发布的2008年第一季度上海房地产信贷运行分析报告,尽管至3月末个人住房不良贷款比年初上升了0.03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的不良贷款率仍为0.71%,质量在全球以何种标准衡量都是相对较好的。

    如果进一步仔细分析,在房地产开发环节所产生的银行贷款,却不尽如此。同样是上海银监局的上述报告中的数据表明,住房开发贷款的不良贷款率为2.16%,是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的3倍。而应当看到,上海各大商业银行的抵押贷款质量在全国还算是最好的。要就此分级的话,完全可以将前者称之为“中国的优质房地产贷款”,而后者可以相对称之为“中国的次级房地产贷款”。

    根据2008年2月18日上海银监局发布的《2007年度上海市房地产信贷运行报告》,至2007年12月末,中资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重高达32.2%。该报告明确指出,因房价波动而带来的各种压力与风险已然凸显,而房价波动或将影响到银行一半左右的信贷资产安全。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中国绝非真的没有类似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风险!而且更可以见到,中国经济生活中所存在的类似于美国的、绝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次贷危机到底会发生在哪里!

    在防范和应对美国引发的全球次贷危机中,中国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个方面是如何被动地在我们的金融体系中寻找和加固薄弱环节;另一个方面是如何主动地在我们的市场体系中增加更多的创新品种以增强市场本身的容量、增加市场的多种投资选择机会、增强抵御分散风险的能力。我们不应该因为我国的市场体系尚未完全开放而在市场创新过程中忽视局部矛盾的解决而引发的全局风险;而我们更不应该由于全球遭遇次贷危机而因噎废食,放慢我国金融市场创新的步伐。对于我们来说,目前绝非市场创新过多过滥,而恰恰相反,却是市场创新过少、投资渠道不足、投资机会单一、投资选择不多所带来的抗风险能力的低下……

    不过,任何市场创新都不仅仅是简单的产品创新问题,在产品创新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制度层面的创新和完善。因此,就房地产金融领域来分析,我国房地产开发贷款及其资产证券化产品创新是否有可能衍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次贷危机”?是否可能在解决房地产开发商和银行融资风险的过程中,将房地产开发贷款的局部风险分解到我国脆弱的经济体的其他各个方面而引发全局性的系统金融风险?这是在我国相关政府机构和最高决策层思考、研究和决策过程中,目前必须要小心谨慎处置的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在日前发布的《2007年金融发展报告》中提出:在2008年择机推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产品。这再度燃起房地产业界和银行系统有关REITs的热情。这是因为,多年以来,高地价、高房价、高收益、对银行的高依存度使得我国各级政府、银行业和房地产业形成了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

2007年整个房地产业界的超常规囤积土地的热情,已经产生了房地产业界高额的资金沉淀,并给大中型房地产开发商带来了资金链的高度压力。近年来政府的连续调控措施和紧缩的银根,再加上房地产市场销售的萎缩,对于中小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周转压力是巨大的。与此同时,我国房地产业经过多年调控,已经开始转变原有的运行模式。我国政府开始明白,解决住宅房价过高,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的责任。经过一系列利益的博弈,现在政府基本上达成的政策走向是:70%的城市资源和财政的资源,会集中在保障性住宅这方面,而30%留给市场。如果在不远的将来,中央政府出于各种原因和社会压力而彻底改变我国各级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政府财政收入来源方式。那将对我国10多年来房地产市场体制产生颠覆性的冲击。

    在以上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房地产业的绝大多数中小型开发商和一部分中大型开发商在最近和最近的将来面临严重的资金链紧张的局面。在银根持续和可预见的将来继续收紧的前景下,“REITs”、或者更严格说是打着REITs名号的银行房地产贷款证券化产品,已经成为房地产业界和银行业界唯一可以期待的缓解银根紧缩和资金链紧绷的困难局面的救命稻草。这就是近几年银行、银监会和房地产开发商对于REITs特别热衷的背景。

    据路透社4月22日报道,目前国内REITs产品闯关仅停留在打政策和法律制度擦边球的“准REITs产品”上,主要是信托公司推出的信托集合理财计划,例如中信信托从3月末起招募的中信-凯德1号科技园区股权投资信托计划。业内人士透露,银监会已指定联华信托等公司研究设计REITs方案,而中国人民银行也组织机构,进行REITs产品研究,择机推出。

    问题是,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现状是有分业类别的,银监会主要面对的是银行和投资信托公司,针对的是银行间市场产品,诸如银行抵押贷款的资产证券化产品(银行抵押贷款债券)、信托计划投资产品等等,采用的发行形式是私募为主、交易形式主要采用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大宗低频次间断交易方式,依托的主要法律是《信托法》。证监会面对的是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和上市公司,针对的是交易所市场产品,诸如股票、基金和债券等等,采用的发行方式是公募为主、交易形式主要采用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共同参与的小宗高频次连续交易的方式,依托的法律是《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等。

    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和制度环境下,银行间市场的、信托型的“REITs”产品所表示的,在本质上并非是一种实物资产所有权的权益,它更多地只能类似于资产证券化的银行房地产开发抵押贷款债券;而成熟国家所谓的REITs产品,所表示的却是一种实物资产所有权的权益。如果REITs采用银监会系统的试点方式,采用的是信托的模式,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就必然成为一种银行间市场的产品。那就必然采用私募的发行形式、大宗低频次间断交易方式。那就和现已存在的资产证券化产品没有很大区别。

    这就很有可能产生一个很大的概念误区和潜在风险:此REITs和我们大家公开谈论得很广泛的REITs究竟还是不是同一件事?在REITS发展比较成熟的美国市场,尽管有约80%的REITs是以私募基金形式存在,但凡是在SEC注册的、在联邦监管机构监管范围内REITs都采用了公募和在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的形式,并普遍采用权益性的公司制基金组织形式。而目前美国国家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协会(NAREIT)一般所定义和监管的REITs,所讨论的REITs产业制度、监管规范、信息披露和长期稳定较高收益等等,指的都是这些公募和公开上市的REITs。这样的概念是容不得含混的。

    假如这种概念的混淆成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类似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阴影正影影憧憧地临近我们的身边。此次美国次级债券危机所造成的全球金融冲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展现它的全貌,由此引起了国际金融界对于资产(特别是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反思。在国内业界对于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次级债券)和REITs的基本概念尚未完全理清的状况下,有必要对于次级债和REITs作基本的概念性区分。

    REITs尽管在最宽泛的定义上也属于资产证券化的衍生产品,但它主要投资于已经和正在产生稳定现金流(租金)回报的商业、工业房地产的实物资产,并利用长期持有并管理这些实物资产权益所产生的租金和增值收益作为对股东和持有者的汇报。占美国REITs产业比重95%以上是权益型REITs,纯粹投资于银行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的REITs只占4%左右,更何况在抵押型REITs中绝大多数投资的是优质抵押贷款债券,并没有将次级债券作为自己主要的投资组合成份。

    在美国,REITs和银行抵押贷款证券化债券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主要是一种在交易所市场公开上市的、面向公众投资者的公开交易的证券品种,信息披露的高度透明、和上市公司相比受到更严格的监管,由于对它采用了避免多重纳税的特殊税收制度安排,由此产生的长期稳定的高收益使得它成为公众投资者参与并分享房地产及经济发展收益的良好市场创新品种。

    如果我国的REITs产品按照银行间市场产品来设计,采用信托的模式和私募不公开上市的方式进行试点,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和制度环境先天的缺陷,非常有可能的是这个产品在试点之初和推广前期就会成为房地产开发商套现的工具和银行转嫁房地产开发贷款坏账风险的手段。当这种所谓的“REITs”产品因此而成为房地产开发贷款证券化产品而被机构广泛持有、并由机构而衍生出去使得个人投资者间接持有的话,我们金融系统的噩梦也许就即将到来了……

  据2008年04月21日《理财周刊》的专栏文章《房产商究竟缺钱吗》披露:根据央行2007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数据,“2007年房地产开发投资2.5万亿元”,从开发量上来看,2008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将超过2007年至少两成。初步估计,今年需要投入资金将至少达到3.2万亿元。但是,截至2007年末,全国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为1.8万亿元。2008年受到银根紧缩政策的影响,预计新增商业性房地产贷款将在2007年额度上进一步缩减,缩减至少2000亿元。2007年10月以后,房企股市融资难度倍数增加,加上2008年股市低迷,股市融资全年至少减少1000亿元。所以,如果没有其他主要融资渠道的话,2008年中国整个房地产行业,资金缺口至少达到1万亿元。

  不久前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会上,一些房地产企业负责人坦陈:“缺钱”已成为当前房地产开发商的“头号难题”。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前不久公布的最新研究报告带来的消息不令人乐观:流动性紧缩将给几乎所有中国的开发商带来挑战,如果市场状况未能及时改善,房地产业的流动性可能面临枯竭,进而使得一些开发商难以继续维持增长。吉姆.罗杰斯甚至在今年伊始放言,部分投资者2008年将面临破产窘境。花旗集团亚洲房地产业主管何艾文也指出,中国大量房地产公司将会因为融资困难而陷入倒闭困境。

    仅按照目前的房地产开发贷款不良率2.16%和2007年末全国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1.8万亿元的数据,就可预见我国银行系统会由此产生将近400亿元的银行坏账。而如果我国房地产业出现流动性枯竭和资金链断裂的现象,房地产开发贷款不良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会产生将近200亿元的银行坏账,那么那些并不实际握有房地产实物资产股权的、挂着信托型私募的“REITs”招牌的房地产开发贷款资产证券化产品,就将成为美国次级贷款债券一样的东西,会随着所依附的房地产项目开发商的倒闭和银行房地产开发抵押贷款的坏死而变成一堆废纸。到那时,房地产开发商会因为此类“REITs”产品的私募发行而套现、银行会凭借此类“REITs”产品而转移房地产开发贷款的坏账风险,只有买进此类“创新”产品的投资者(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将变得一无所有。如果那样,极有可能在中国演变出类似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非典型”的银行房地产开发贷款证券化危机。

    所以,REITs在中国,究竟是一个产品创新的问题还是一个制度创新的问题?它究竟是一个房地产商解决资金链短缺的融资工具、或者直白地说是房地产开发商套现的一个手段还是一个提供给个人和机构投资者的一个分享房地产业(特别是商业和工业地产)快速发展收益的投资工具?它究竟是一个没有流动性、没有参与度、没有公开充分信息披露和实时监管的私募或资产证券化品种还是一个像证券市场上高度流动、广泛参与、充分披露信息和实时监管的公募或稳定较高收益的基金投资品种?……

    这一系列问题,其实是REITs开始试点和制度设计之初,必须要理清的根本性问题。

 

   第二篇文章:

《次贷危机的传导机制》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2008年5月20日

(请点击查看!)

 

   第三篇文章:

粮食危机:糟糕的政策是致命的

Kevin A. Hassett

《选择》周刊 第185期

2008年5月21日出版

    有时候,糟糕的经济政策只会导致小小的烦恼。而有时候,却可以带来灾难。几年来,美国一直大量补贴生产玉米酒精。该政策的全球影响正开始倾向于后一类结果。

    毫无疑问,补贴已经带来其预期的效果:绝大多数粮食作物现在用于能源生产。有多少呢?一份新的世界银行报告指出,“2004至2007年(粮食价格大幅上升的时期),在美国,全球玉米几乎全部的增产都用于生产生物燃料。”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个句子。简直令人吃惊。

    随着世界人口和收入的增加,为使基本的人类福利保持在一个可接收的水平,增加粮食生产是必要的。2004年以来,个体消费者可购买的玉米产量并没有增加。虽然玉米不是唯一存在的粮食,也是一种重要的粮食,短缺已经造成所有粮食价格飞涨。还是根据世界银行,从2005年2月到2008年2月,全球总体粮食价格涨了83%。

    在美国,粮食涨价造成了明显的穷困,特别是对于那些领相对固定收入的老人。在发展中国家,风险则超乎寻常。毕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一项关于孟加拉饥荒(1942—1944年)的经典经济研究中发现,粮食涨价是大约300万人死亡的根本原因。更高的粮食价格带来了饥荒,因为工人的加薪并不足以维持生计。

紧张的迹象

    1942年12月到1943年3月,大米约涨价了61%,那时饥荒真正开始。有人可能希望和祈祷,在世界各地,劳动市场和救济努力已经完善了很多,即使粮食以同样规模涨价,也不会发生第二次孟加拉饥荒。然而,紧张的迹象已经变得非常不安。

    4月12日,NBC晚间新闻播出了一个海地男子的采访。当时该海地男子正在吃一种“黄油、水份、食盐和泥土做的硬饼”。通过翻译,他解释说:“如果我们不吃这个,我们就会死,因为我们没有其他吃的了。”
“太少了”

    两天后,海地首都太子港的一个供应商Louisiana Shary在采访中向国家公共电台解释道:“我的孩子们很饿,东西很贵。即使我卖掉我全部的货物也不能给他们食物。我不能靠赚到的利润养孩子。太少了。”

    在海地,粮食骚乱已经导致7例死亡报告,其中包括杀害一名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尼日利亚官员,以及罢免总理Jacques Edouard Alexis。海地总统Renè Prèval在4月9日发表电台演讲,描述了这场混乱,并恳求人民停止破坏:“海地人民,由于高生活成本,你们遭受苦难,上街游行。现在我要求你们冷静下来。对于那些传播混乱搞破坏的人,那些投掷石块焚烧人民财产的人,警察不会再容忍这种混乱。”

只是个开始

    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如果食品价格降不下来,海地的经历可能只是个开始。据我所知,现在世界各地有9个国家发生了粮食骚乱事件。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一份最近的报告中说,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埃及、印度尼西亚、象牙海岸、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和塞内加尔也在最近几周发生了和粮食相关的暴力事件。

    粮食高价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于酒精呢?FarmEcon LLC咨询公司的经济学家E. Elam进行的一项新的研究探讨了这个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该研究由从事家畜饲养的利益团体委托,不过应用的经济模型看上去也是广为接受。Elam应用其模型模拟了在美国没有补贴生物燃料条件下今天的玉米价格走向。他发现,价格大约比没有补贴时要高50%。

潜力有限

    能源自主很重要,但生物燃料在这方面潜力很有限。Elam声称,仅仅取代美国每年消耗的汽油所需的乙醇就需要消耗全世界的粮食作物。必须找到对排放温室气体矿物燃料过分依赖的解决办法,但生物燃料不是。

    森发现,在孟加拉饥荒期间,因为没有认识到粮食高价才是问题的真正来源,政府未能有效战胜灾难。注意到这个历史教训,鉴于风险非常大,那么现在采取的初始措施看上去是谨慎的。 比如,为帮助度过当前的危机,美国已经承诺另外提供2亿美元的粮食援助。然而,我们也必须预期到具有更长期积极影响的政策变化。考虑到这点,怎么可能证明政府对生物燃料持续补贴是合理的呢?

    ■Kevin A. Hassett是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经济政策研究主任。

    (选择周刊编译)
 

   第四篇文章: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16 11:24:1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RCIF Policy Brief No. 08034 - 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的根源及影响 

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的根源及影响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zhangyuxuan@gmail.com

May 16, 2008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认为全球经济已经摆脱了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黑色预言。这位并不讨人喜欢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粮食数量是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而人口数量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因此粮食匮乏将是长期困扰人类的常态。只有不时爆发的战争、饥荒、瘟疫造成人口大规模死亡之后,才能在粮食和人口之间达成暂时的微妙的平衡。我们一度认为,随着粮食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全球分工与专业化造成粮食生产的资源禀赋得以充分利用,以及全球范围内通过自由贸易来调剂余缺,粮食短缺问题已经得到永久性解决。

    没有想到的是,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爆发次贷危机这一六十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粮食危机接踵而至。2007年,全球谷物价格大幅上涨,其中小麦上涨了112%、玉米上涨了47%、大豆上涨了75%1 而从20081月到4月中旬,大米价格飙升了141%2 据统计,全球主要粮食价格自2005年以来已经上涨了80%。截至今年3月,大米价格达到19年来最高,小麦价格创下28年来最高。3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声称,当前粮食价格已创下历史最高记录,本轮粮食价格上涨态势可能至少持续到2010年。粮价高涨的同时还伴随着库存的大幅下降。目前全球粮食储备也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2007年的全球食品储备应急能力为169天,而目前已降至53天。4

    我们应该如何来探究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的根源呢?由于这是一个价格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采用供求分析的方法,粮食价格上涨意味着全球市场上的供给显著低于需求。然而,在简单的供求之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两个问题:第一,粮食有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除考虑现货市场的供求关系外,还应该考虑期货市场上的价格推动因素;第二,全球粮食交易的主要计价货币是美元,而计价货币的大幅贬值,将在粮食市场本身的供求关系之外,加剧粮食价格的上升。

    首先来看导致全球粮食供应不足的因素。其一,近年来全球气候异常现象的增加导致粮食产量下降。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干旱和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增加,土地沙漠化造成耕地面积不断减小,这对全球粮食生产构成了直接威胁。例如,2007年的旱灾和洪水导致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等粮食主产国大幅减产;其二,城市化进程导致粮食种植人口下降,种粮积极性下降以及耕地面积缩水。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方兴未艾的城市化进程,吸引了大量的非熟练劳动力由农村进入城市,在城市工作的相对高报酬降低了农村人口种植粮食的积极性,城市化本身也使得很多耕地变为工业用地和建筑用地;其三,过去一二十年来全球低粮价也降低了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导致粮食库存一路走低;其四,近10年来,粮食生产领域内技术进步的速度显著减慢,从而导致单位面积产量增长率下降。例如,来自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受“绿色革命”影响,全球大米产量在1980-2000年间增长了40%;由于近10年来水稻种植技术并无重大突破,自2000年至今全球大米产量仅增长了5%5

    其次从需求角度来看导致全球粮价飙升的因素。第一,人口众多的新兴市场大国集中进入了改变膳食结构的时期,从而极大提升了粮食需求。随着中国、印度、印尼等发展中人口大国居民收入的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口摆脱了贫困状况,进入了改善膳食结构的阶段。例如,这些国家的居民显著提高了对肉类的消费需求,而肉的生产需要消耗大量饲料。要生产1公斤猪肉需要花费3公斤粮食,而要生产1公斤牛肉则需要花费7公斤粮食。根据全球粮农组织的统计,自1980年至2007年,全球谷物产量年均增长幅度为2%,而饲料需求年均增长幅度却超过3.5%6 第二,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推动了生物能源的大规模开发,从而消耗了大量粮食。美国使用玉米、欧盟使用菜籽来开发生物能源,这对全球粮食的需求和价格产生了显著影响。2000年全球生物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的产量仅为180亿升和10亿升,到2006年则上升到380亿升和60亿升。2006年,美国用于生产乙醇的玉米占全国玉米产量的20%。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显示,生物能源的生产在最近一段时间消费了约1亿吨谷物,其中玉米9500万吨,占全球玉米消费总量的12%7 鉴于美国和欧盟都推出了宏大的中长期生物能源发展计划,预计未来生产能源用粮食在粮食总产量中的比重将继续上升; 再次来看全球粮食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的互动。很多经济学家和分析师认为,本轮全球粮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期货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加剧所导致。于2007年夏季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重创了全球金融市场,美国和英国的房地产市场深度下挫、全球股票市场跌跌不休、衍生产品市场的波动性显著加大,在这一背景下,大量国际资本从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中撤出,进入能源和初级产品期货市场炒作获利。在2008330日,全球大米期货价格在一日之内上涨30%,这其中固然有基本面因素的作用,但更大程度上可归因于投机资本的炒作。而粮食期货价格的飙升,则通过倒逼机制推动了现货市场价格的上升。而现货市场上供求矛盾的恶化,也会进一步推动期货市场价格的上涨,从而形成轮动效应。

最后,作为全球粮食交易最重要计价货币的美元大幅贬值,客观上也推动了全球粮食名义价格的上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在短短几个月之间将联邦基金利率削减了325个基点,拉大了与其他主要货币之间的利差,导致美元相对于欧元、日元、人民币以及其他主要货币的大幅贬值。例如,从2007年初到现在,美元对人民币双边汇率已经贬值了14%。计价货币的汇率下跌,自然会导致相关产品的名义价格上升。各种迹象显示,目前在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市场中,炒作的利好题材已经由供求矛盾转化为美元贬值。

综上所述,气候变化、城市化、历史低价格、技术进步趋缓导致的供给不足,发展中大国的膳食结构改善和生物能源运动造成的需求旺盛,投机资本在期货市场上的炒作,以及次贷危机背景下的美元贬值,共同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粮食价格上涨。鉴于以上大多数因素均为刚性和结构性的,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因此本轮全球粮价上涨很可能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全球高粮价的时代似乎已经到来。 全球粮价上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注定是广泛且深入的。首先,粮价上涨加大了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压力,这极有可能标志着过去10余年来全球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代的结束。一方面,粮价上涨直接推动了CPI的上涨;另一方面,粮食是很多工业品的原材料,粮价上涨将间接推动PPI的上涨;此外,粮价上涨很容易形成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从而要求企业增加工资,而居民工资的增加将会进一步推动物价的上涨,从而形成可怕的物价—工资螺旋,导致通货膨胀率加速上涨。

 其次,粮价上涨容易造成全球范围内出现社会动荡,在某些低收入国家可能爆发政治社会危机。受粮价上涨影响最严重的,莫过于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恩格尔系数越高,生活水平受粮价上涨的冲击就越大。对发达国家而言,政府还有财力来补贴低收入阶层。而对低收入国家而言,粮食涨价意味着社会灾难。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0712月表示,有37个国家面临粮食危机,这个数字仍在不断上升。8 目前,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出现粮食短缺和抢购风潮。海地总理已经因为粮价失控而被免职、印尼政府迫于游行而被迫取消大豆的进口关税、在马来西亚私自出口面粉将受到法律制裁、美国排队用粮食卡购买食品的人群也越来越多、在一些非洲国家已经因为粮食涨价而引发了社会动荡。

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是,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破坏了人们对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信心。我们一度认为,在全球范围内调剂余缺可以避免饥荒的发生,却没有预想到,粮食市场上某些冲击可能是全球性的。我们一度认为,自由贸易导致的资源禀赋的充分利用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可能增加全球范围内粮食的供给,却没有充分认识到,随着农作物用途的增加以及发展中大国的膳食结构的升级,粮食需求的增速可能远高于供给。我们已经看到,全球粮价上涨已经造成自由贸易步伐趋缓、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因此,稳定全球粮价不能单单依靠各国的国内政策,同时也有赖于所有国家的集体努力。  

  注释:

  1 以上数据引自http://news.163.com/08/0409/14/493IF6200001121M.html

 2 以上数据引自http://www.economist.com/daily/chartgallery/displaystory.cfm?story_id=11043579

  3 以上数据引自http://www.scol.com.cn/focus/gjyw/20080408/20084872709.htm

  4 以上数据引自http://nc.people.com.cn/GB/7094165.html

  5 以上数据引自http://news.rednet.cn/c/2008/04/18/1487967.htm

  6 以上数据引自http://news.rednet.cn/c/2008/04/18/1487967.htm

  7 以上数据引自http://news.163.com/08/0409/14/493IF6200001121M.html

  8 以上数据引自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1/23/content_7478854.htm 

 

 

发件人:"zhangxinguang" <zhangxinguang@mail2.xytc.edu.cn>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zdjun" <zdjun@263.net>发送时间:2008-05-18 10:57:2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尊敬的编辑老师,您好!

资本农业引领中国农业现代化走向光明前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小农制趋于衰亡”论断的回顾性阐释

张新光

(信阳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表明,大农场排挤小农场是不可逆转的客观经济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小农制趋于衰亡”的科学论断并没有过时,所谓“小农经济富有生命力”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两大实践难题是如何实现小农制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如何培育和发展资本农业, 归结起来就是“人往哪里去”和“钱从哪里来”。

关键词:小农制;小农经济;现代农业;劳动集约型;资本集约型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其基本内涵是指“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生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综合效益,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但在中国,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1]p934。时至今日,在我国13多亿人口中仍有9.49亿农民和2.6亿多个小农户分散居住在380 多万个自然村,其中包括63%的农业人口、60%的劳动年龄人口、66%的老年人口和70%的少儿人口。下一步,我国如何实现小农制与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成为理论界和政府部门亟待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实践课题。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小农制趋于衰亡”的科学论断做一番回顾性阐释,无论是从思想史还是从现实需要的角度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小农制趋于衰亡”科学论断的回顾性阐释

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以后,无论是在斯密的自由经济论中,还是在李嘉图的国民分配论中,都是没有自耕小农和小农制的历史地位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2]p910。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走向灭亡和衰落。……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3]p485。所以,恩格斯晚年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反复强调指出:“我们永远也不能向小农许诺,给他们保全个体经济和个人财产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我们只能向他们许诺,我们不会违反他们的意志而强行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发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可就太糟了。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的一些社会资金,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只是白花钱,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9/10。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3]p500-501。总的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小农制趋于衰亡”的科学论断并没有过时,尤其是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夺取国家政权后如何对待农民的态度以及如何改造小农生产方式的方针政策和策略,至今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然而在19世纪末,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提出:“用不着有丝毫怀疑,农业的每一部门在中小生产内就如同在大生产内一样可以同样合理地经营,而且甚至和工业的发展相反,农业中集约耕作就使小经营较大经营有极大的优越性。因此,在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并没有走向大生产的倾向,恰恰相反,在农业发展的范围以内,大生产并不常是较高的生产形式”[4]p14。他们由此断定: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对于工业的发展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对于农业的发展就不然”[4]p15。为此,考茨基在《土地问题——现代农业倾向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策概述》一书中,针对资本集中规律在农业中的特殊表现形式和资本掌握农业生产全过程的发展趋势及特征“作了简明通俗、然而非常确切、非常天才的叙述”[5]p80。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大农业生产如同大工业生产一样,远远优越于小农业生产。第一,大农业在节省劳动力及物资方面远远优越于小农业;第二,大农业在兽舍、粮仓、水利等建筑方面可较小农业更为节省;第三,大农业节省土地和减少劳动耗费;第四,大农业节省劳动工具和有利于更加合理地使用农业机械,特别是有一些大型机械,小农业根本无法利用;第五,大农业可以科学地使用牲畜;第六,大农业比小农经营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分工的优越性,而合理的分工可以充分地利用各种专门的农机具及其他一些专门机能;第七,大农业可以充分发挥体力和智力分工的优越性,特别是可以雇佣和培养更优秀的技术人材,这是现代大农业进行合理经营的第一个重要条件;第八,大农业有利于更充分地利用一些较大的灌溉和排水设施;第九,大农业除了在生产领域具有这些优点之外,在银行信用和商业领域内还有许多优点;等等。总之,资本并不是把它的势力仅仅局限于城市工业,资本一旦充分加强起来,它将使整个农业屈服于自己,从而促使传统农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换言之,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决定性的胜利是农业生产对整个市场机制的依赖,而这种依赖乃是建立在土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农业生产者的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即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占领是以一种完全的商品化(土地的商品化和农业生产者之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先决条件的。因此,“遵循马克思的方法对农业问题进行探讨,其要点就在于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们必须研究,资本是否掌握农业,假如能掌握住,那么它又是怎样掌握的;农业是否会发生一种变革,是否要摧毁旧的生产形态,是否会引出新的生产形态。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判断马克思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农业,是否注定要使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过程恰好就在一切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之前停止下来”[4]p12。应该说,考茨基对资本主义大农业最终必将完全排除小农生产方式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正如列宁对考茨基的《土地问题》一书给予的高度评价,他认为:“这本书是《资本论》第3卷出版以后当前最出色的一本经济学著作。在此以前马克思主义还缺少一部系统地考察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著作。现在考茨基用他的巨著(共450页)中的第一部分即《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发展》(第1300页)填补了这个空白”[5]p79。不过,“关于这个问题,今后还会继续争论下去”[6]p85

进入20世纪以后,“现代土地问题著作界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爱德·大卫,竭力拿丹麦的农业联合组织和丹麦所谓的‘小农’经营水平作例子。亨利希·普多尔竟把丹麦叫作‘农业协作的理想国’。在俄国,持自由主义民粹派观点的代表人物也常常拿丹麦当‘王牌’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维护所谓小农业经济富有生命力的理论”[6](p223)。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家吉姆美尔先生则提出:“美国大多数农场都是劳动农场;在比较发达的地区,农业资本主义正在解体;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小劳动农业正在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正是在文化较悠久、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资本主义农业日益瓦解,生产正变得分散而零碎;没有一个地区的垦殖开发过程已经停止,没有一个地区的大资本主义农业不在解体并被劳动农业所排挤”[7](p149)。列宁对于这种所谓“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非资本主义演进理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错误观点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最主要的根源就是人们对过时的、单单按照全部土地或耕地面积来比较农场的方法不加批判,陈陈相因。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个主要错误,就是把大大小小的个别的事实和数字同政治经济关系的总联系割裂开来”[7](p149)。事实上,“丹麦也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为数众多的小农户在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小的,绝大部分土地集中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民手中,不仅有120公顷以上土地的业主必须依靠雇佣劳动来经营,甚至有40公顷以上土地的业主也是如此。因此,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中,小农的自然经济只能苟延残喘并慢慢地在痛楚中死去,绝对不会有什么繁荣”[7](p223)。而“根据1900年至1910年全美国大农场和小农场的耕地分配情况的材料,可以得出十分明确的和不容怀疑的结论:大农场加强了,中小农场削弱了。因此,人们既然可以根据农场按土地面积分类的材料来判断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或非资本主义性质,那么,美国的例子就向我们表明了近10年来大资本主义农场增长和小农场被排挤是一个普遍的规律”[7](p187)。总之,“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两种形式:既可以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扩大农场面积,也可以建立新的、土地面积很小或极小的、种植特种商业性作物的农场,这种作物的特点就是可以在土地面积很小的条件下大大扩大生产规模和使用雇佣劳动。结果,大地产和最大的农场大大加强,中等农场和小农场受到排挤,最小的、高度资本主义的农场获得发展。‘小’生产——如果仍然按照惯例,根据土地面积把它算作小生产的话——按其投入土地的资本数量来说却是‘大’生产。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而是所有正在以集约农业代替粗放农业的国家的典型现象。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如此,如果忽视农业的这个典型的、本质的、根本的特点,就会犯小农业崇拜者常犯的错误——只根据土地面积的大小来作判断”[7](p176-192)。因此,“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主要路线就是:小经济(就土地面积来说)变成大经济(就生产规模、畜牧业发展、使用肥料数量、采用机器增多等等来说就是大经济)。……谁掌握着银行,谁就直接掌握着美国1/3的农场,并且间接统治着所有农场。按照一个总的计划,把占全部生产总额一半以上的百万农场的生产组织起来,这在现代各种各样的联合以及交通运输技术广泛发展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7](p204-236)

事实胜于雄辩。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就现代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来看,总的说来历史证明了马克思的规律是适用于农业的,并没有被推翻”[5](p89)。比如,从1935年到2005年的70年间,美国农场总数由681.4万个减少到不足200万个,每个农场平均经营规模由191英亩增加到435英亩,扩大了127.7%,每个农场平均拥有固定资产价值由十几美元增加到60多万美元。目前,美国年产值在10万美元以下的小型农场仅占农业产值11.4%,而年产值在1050万美元之间的中型农场却占到26.9%,年产值在5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农场更是占到了61.9% [8]。再如,从1970年到2004年的30余年间,丹麦农场总数从20万个减少到45624个,每个农场平均经营规模由十几公顷扩大到接近60公顷,目前全国仅剩下18.3万户农民,农业劳动力只有6.8万人。预计在未来的1015年,该国农场平均规模仍将再扩大一倍以上[9]。荷兰人均耕地仅为0.84/人,在世界上属于人均占有耕地资源最少的国家之一。但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间,该国家庭农场总数由18.5万个减少到2.5万个,以年均4.8%的速度递减,每个农场平均经营规模由16公顷扩大到22.5公顷,目前全国仅剩下8.6万户农民,农业从业人员12万人。预测在未来的1015年内,该国仍将有40%的小农户被淘汰出局[10]。日本属于东亚地区人多地少的典型国家之一,但从1963年到2000年的37年间,日本农户总数由575万户减少到312万户,农业就业者人数由76.6%下降到2.2%。这一时期尽管人均耕地面积由0.0633 hm2减少到0.0374 hm2,下降了40%以上,但是其单位农业劳动力平均占有耕地却呈上升趋势,由0.2060hm2/人上升到1.0870hm2/人,接近1961年的5倍。可以说,日本政府自1961年制定《农业基本法》时起,其所追求的首要政策目标就是扩大农户经营规模,促进耕地集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务农者收入,建立一种以“自立农户”为主体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而目前日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还是比较低的,大概是美国的1/8,欧洲的1/4。所以,“现在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农业发展道路有两条:一条是把农业资源尽量集中到具有经营积极性和经营能力的少数农民手中,发展自立型专业农户;另一条是把农地继续留在仅仅为了保全财产的虚假农民的手中,放任农业的自然衰退。何去何从,将取决于日本政府今后的农业政策选择。但必须明确的是,今天的维持现状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明天的农业衰退”[11]p310

二、资本农业引领中国农业现代化走向光明前景

发展现代农业,说到底就是用资本农业去改造传统农业,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特别是国际市场整合资源、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促使小农生产经营方式逐步向商业化、规模化、专业化、区域化、机械化、工厂化、知识化、社会化的现代大农业转变。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资本也参与利润平均化的理论,在农业中正像在加工工业中一样,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是在不断减少,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是在不断提高。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无论是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个别地考察,货币资本都表现为发动整个生产过程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它作为发达生产要素成为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12]p173。因此,要彻底改造传统小农业的弱质性,必须对农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持续追加不可或缺的资本要素,改变其资源结构和配置方式,建立以价值形态生产为目的的社会化大生产,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根本性转变,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目前我国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这种小农生产方式难以突破其经营小块土地、使用粗笨工具、利用落后技术、从事“低投入——低产出”维生型小农经济而与其他产业关联度低、商品率低、劳动生产率低、比较收益低等等特征,从而使农村内部积累的资金和社会闲散资金大多都流向城镇第二、三产业,这是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资本农业,而传统小农经济天然地是一种最保守、最落后的东西,是一种非市场的东西,它势必排斥社会资本向农业生产领域的渗透,几乎没有人愿意把资本投向比较效益低的农业,结果造成了农业资本的形成机制迟迟建立不起来。因此,我国现阶段要彻底打破诺克斯的小农经济贫困恶性循环陷阱,当务之急就是要鼓励和支持城市工业资本下乡,带动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人才、知识信息等现代生产要素进入农村与土地结合,培育和发展“高投入——高产出”的营利型设施农业、精准农业、安全农业、生态农业、旅游农业、循环农业等,从而将低效的传统小农业改造成为高效的现代大农业。总之,当今中国农业政策和农业理论的最大分歧是大农业能否替代小农业,是继续实施小农经济的政治策略还是采取发展现代大农业的国家战略?是追求土地分配公平还是兼顾农业生产效率?中国资源禀赋条件如果不足以支撑起资本农业和规模农业的发展要求,那么适应小农经济的农业政策和土地政策将要长期维持下去。其实质和核心在于:现代大农业倾向于吸收资本、排斥劳动;小农业则倾向于吸纳家庭劳动、排斥资本这样就把问题争论的焦点转向“劳动集约型农业”与“资本集约型农业”孰优孰劣、中国农村改革实行家庭承包制度是前进还是倒退的追问上来。

事实上,我国最早推行家庭小型农场制的政策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从文献上判断,当时的典型形态是“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至于是否拥有土地私有权皆然。比如,“汉代的一个五口之家,南方人均垦田23小亩,亩产量1.37石,总产量32石;中部人均垦田30小亩,亩产量1.5石,总产量45石;西北部屯田卒人均垦田74小亩,亩产量0.4石,总产量29石”[13]。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巴蜀平原,民食稻鱼,无凶年忧;鲁地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齐地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文采布帛鱼盐;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4](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这反映出了小自耕农经济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即“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3]p486。我国自汉唐时期至明清之际的1800余年间,历代官方记录的人口数大体保持在6000万人上下,耕地面积基本保持在8亿亩左右,人地比率大约在8/人以上。因此在西汉、唐朝、宋朝、明朝等几个主要的朝代,中国粮食总产量分别达到591.4亿斤、664.7亿斤、1205亿斤、1453亿斤,粮食平均亩产分别达到264市斤、334市斤、309市斤、346市斤,农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3341市斤/人、4261市斤/人、3862市斤/人、3726市斤/[15]p195。尽管这一时期我国的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重大突破,但是由于逐渐形成了以高劳动投入和节约耕地为基本特征的精耕细作型农业,一直维持着绵延上千年的“维生型小农经济”。但进入清代中叶以后,中国人口一直呈大幅度上升趋势(比如1749年已增至1.77亿人,1800年增至2.95亿人,1850年增至4.3亿人,1933年增至5亿人),耕地面积增长幅度较小(比如1776年为9.89亿亩,1893年增至12.45亿亩,1933年增至14.7亿亩),这样人地比率逐渐下降至“率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的维生型小农经济临界点(比如1776年为3.7/人,1893年为3.23/人,1933年为2.94/人),农业劳动生产率也由明朝时期的3726市斤/劳下降到清朝中叶的2094市斤/[15]p216。这标志着我国传统小农经济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因此,有学者提出:“在1350年至1950年长达6个世纪的蓬勃的商品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中国小自耕农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已经陷入到一个高土地产出率与低劳动生产率并存的‘均衡陷阱’。仅就人均占有原粮数量分析,战国时期为921市斤/人,秦汉时期为963市斤/人,唐朝为1256市斤/人),宋朝为1159市斤/人,清中叶为628市斤/人。而到20世纪上半期,已经跌入低谷(1947年仅为417市斤/人),这是战国以来最坏的状况”[15]p195。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总人口净增加了接近9亿人,耕地面积却减少了接近5亿亩,人地比率由1953年的最高值3.96/人下降到2006年末的1.39/人。截止目前,全国已有14个省份的人均耕地不足1亩,其中有660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半亩,这已经低于联合国确定的土地对人口承载力的最低标准0.8/人。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一直隐含着“集体成员权平等”和“农地产权虚置”的制度设计缺陷,致使明清以后出现的“地权分散化”和“耕地细碎化”趋势更加凸现,最终导致几亿农民在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型种植模式下的土地报酬递减和边际收益下降。这说明了,在中国特定的人地关系下,改造传统农业虽然必要,但不可能迅速得到改造,它还取决于诸多因素如资本形成机制、科学技术进步、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等等,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单纯地依靠组织变革、制度创新,虽能在形式上可以改造农业中的土地分散经营形式,但却不可能达到真正改造传统农业的目的。

我国下一步发展现代农业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既要立足于农户众多、经营规模小的特点,着力推动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根本转变,大力发展规模农业;又要立足于农业生产条件比较落后、基础设施薄弱的现实,着力提高农业物质装备水平,大力发展资本农业。根据世界粮农组织的研究结论,各国农产品要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力,种植经济作物的规模不能低于170亩,种植粮食作物不能低于300亩,这应是农业规模经营的最低标准。而目前我国每个农户平均拥有耕地面积只有7.5亩,不仅规模小、经营分散,而且组织化程度低、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这是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比如从1913年到1987年,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8倍,西欧和日本等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7倍以上,而同期的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提高了2.25倍,足见这两大农业生产系统之间的明显差异[16]。因此,邓小平同志早在1990年代就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17](p355) 。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先生近来也提出:“当今中国农业正处于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之中。面对这样的历史性契机,若能适当投资于农业和扶持农业,并通过法律规定和市场机制来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包括定期的转租和带有回赎权的出典,借以扩大适度规模农场比例,农业当前的隐性失业问题应该可以在近10年间得到改善,而农业的低收入问题也应该可以在今后25年间得到缓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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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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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3)[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8]【美】黄宗智. 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J].中国社会科学2007,(4.

 

通信地址:464000 河南省信阳市谭山包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张新光书记/教授收

 

 

发件人:" " <jueduiqiangren@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5-25 20:42:0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一个毛泽东式的青年

    仲老师您好!这个青年在温铁军老师的农村人才计划中,你在2006年夏天曾给他讲课. 这是他的粉丝们写他的文章.附件里有他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

 概论大历史背景下中国新农村建设的行政法制改革

王飞龙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小农经济”决定“人治”方式。进而在农村行政法制现状的基础上,探索了行政法制不完善的历史性社会结构原因。最后着眼于党中央十七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式和进程,提出了中国农村工作的行政法制化改革思路。

    关键词:人治  法治  农业现代化  行政法制

一、小农经济与人治

   古代中国是纯粹的农业国,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可以说国民即农民。在小农经济的社会里,国民们几乎是没有什么商务的,除了集体的劳役之外就再无社会化的活动了。他们不需要出门,不需要百人千人的协作,更不用募股,不需要关心社会性事情。不用在大社会中去历练一颗“大心”,他们要做的只是呆在自己家里,种好自己的地,养好自己的牛,至于社会,于我何加也!于是,久而久之,盘算于“小家子”、“小事情”,各扫门前雪的自私心态就慢慢养成了,并且逐渐成为这一群体的“小心”品性了,这就是农民的一大特质,私。

    再者,我们可以设想,在这样一个不存在大量社会化组织的国度里,组织形式除了国就是家,也就是说,政府只要管好每个家庭,社会便达到了良好治理。所以古人把治家和治国放在一起,如“齐家治国”,“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等等。继而讲忠与孝,这忠和孝对应着国与家。“孝”比如楼基、“忠”比如楼层。“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迩之侍父,远之侍君”,民间常说的“在国忠臣良将,在家孝子贤孙。”等等。统治者更是出于自身的利益,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推至极致,下为家长专制,上为君主专制。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等等。整个社会都是压着的,光阴百代,人在其中,自然也变成了充满奴性的人,懦弱的人,没有独立人格的人,这便是农民的又一大特质——弱,有了这个特质,强权社会便成了民众从内心深处所认可的唯一社会模式了。

    再有一点,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在过去两千年里几乎无任何变化,祖先们看到的仅仅是一些周而往复的现象,如春播秋收,年复一年;春夏秋冬,往复循环;日升日落,天天如此;生老病死,百年常态。就连现在农民们用的农具也是和春秋战国时代一样的。于是祖先们推出了自己的朴素哲学,包罗万象的《易》、从“☲”到“☵”,再回到“☲”,“潜龙勿用,飞龙在天,亢龙有悔。”,说世道轮回,天有定数;老子说“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大成若缺,其不用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孔子说的“过犹不及”。这些因自然现象、生活常态便形而上学的理论又反过来在漫长岁月里溶淀成了民族的文化基因。产生了传统国民的另一个特质——庸。安于现状,乐于自满,不求开拓。他们永远生活在循环往复的平静状态之中。

以上总结的传统国民,即农民的三大特质:私、弱、庸。小农经济决定私,私导致分散,没有力量,这是群体的“弱”,还有我们讨论的人性的“弱”,这些,就是强权政治的人性土壤。强权之下的人们又很“庸”,认为社会“大概原本也就如此!”。

“小农经济”,“私、弱、庸人性”,“强权政治” ——一个颠扑不破的铁三角,在中国走了几千年。

那么,从戊戌变法开始到以后的一切民主启蒙活动,对于农民的影响又如何呢?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精英型的社会运动,非大众的,启蒙农民当然有限。而以“民主”、“科学”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也因为历时太短和农民不识字等原因无法真正展开。所以阿Q依旧是阿Q,孔乙己依旧是孔乙己。紧随其后的五四运动掀起的救亡风潮迅速压倒了思想的启蒙。从此,军阀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烽火绵延、山河破碎。严峻的形式使得一切启蒙都停止了,一切都必须服务于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说到底,服务于战争。(如我党在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方针)。人必须统一听命,必须是极度的权威型体制。

毛泽东在1927年便指出“国民革命,首先是一个农民革命”。毛泽东、斯大林也再三说过,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战争,联系当时烽烟滚滚、饿殍遍野、饥民四起的实际情况,我们不妨再把“农民革命”四个字具体一下,那就是“农民起义”了。既然又是一次农民起义,那民众所盼望的无非又是圣君明主,无非又是青天大老爷为民作主。比如全国人民喊了几十年的“毛主席万岁!”

农民很自然的又一次选择了“人治”方式。

二、我国的农村工作行政法制概况及原因分析

要讨论行政法制,必须先弄清楚两个概念,就是“行政”和“行政法”。

《现代汉语词典》对“行政”的释义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机关、企业、团体等内部管理工作。

由此可见,行政可以用“执行”、“管理”予以注释。行政是组织的一种职能,任何组织要生存和发展,都必须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行使执行和管理职能(行政职能)。“执行”和“管理”并没有截然的区分,只是相对于不同的事物而言。“执行”是相对于“决策”而言,决策是确定组织的目标、纲领和行动方案。执行则是贯彻实施决策所确定的目标、纲领、方案。“管理”是相对于“运作”而言,运作是组织为其生存、发展进行的各种活动,管理则是为了保障运作符合决策所确定的目标、纲领、方案而对运作进行的规划、指挥、组织、协调、控制等。

“行政”这个概念并不是仅对国家而言,如企业等。但本文所要讨论的“行政”仅指“国家行政”。

“国家行政”一般指国家行政机关从事的执行、管理活动。

“行政法”的定义是多种多样的,本文认为,所谓行政法,是指调整行政关系的,规范和控制行政权的法律。

本文所称的“行政法制”是指用行政法来规范行政,也就是说,在行政法允许范围内的行政,即构成一种“行政法制”。

行政法体系庞杂。比如,《行政立法法》、《行政许可法》、《行政赔偿法》、《行政复议法》等等,包括待立的关于行政命令、行政规划、行政给付、行政确认等等。如果我们将一个个具体行政行为与相对的“行政法”来比较,看是不是“行政法制”,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采用学术界普遍公认的行政法基本原则来参照行政工作。

这些原则是:①依法行政原则。②越权无效原则。③比例原则。④正当程序原则。

我们要对照分析的是农村行政工作的法制情况。

从总体上、大时间跨度的看,农村行政法制工作是不断前进着的。这主要表现在:①建国后对比建国前,农村行政工作从“乱”和“无”到“有序”展开,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效率低下到改革开放后的高效有序。②建国后五十多年,行政工作人员素质不断提升,第一代的官员很多没念过书,第二代的官员高中毕业居多,第三代以大学、研究生学历居多。职业化工作性质不断加强,官僚主义作风下降。③涉及农村行政改革工作稳步推进。如减免农业税、农林特产税等,实行合作医疗等。④涉农方面的法律纷纷出台。如《劳动法》、《农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信访条例》、《行政复议法》等等。这些法律虽然不是行政法,但它们从权利的角度上使得行政权力不能对农民伤害(或者说减少了)。规范了行政行为,大大推动了政府行政工作的法制化。

这些成就正是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各级党委政府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巨大物质成果和理论成果,今后我们还要把这些好的方面发扬光大。

农村行政工作的成绩是很大的,但是,随着“三农”问题日益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事关“三农”的方方面面问题也越来越清楚的摆在了我们面前。农村要搞好,是两个方面的搞好,农民搞好和政府搞好。政府搞好,就是我们的农村工作的行政法制了。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依法行政原则、越权无效原则、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在我们的农村行政工作中得到了贯彻吗?力度是大还是小呢?

笔者在这里稍稍举例,以作说明。笔者在陕西省淳化县黄浦乡兴桥村对村上的三十位农民作了调查:问题是:你知道黄浦乡的乡长叫什么名字?其中十八位农民回答是“不知道”,六个农民说成了乡书记或其他官员的名字。只有六个人回答出来了。这个例子的要害处是什么呢?人民通过选举来控制领导官员,这是一个基本的法理吗,就是说乡长是由人民选出来的。可问题是,大部分人连乡长叫什么都不知道。那么,当初又是怎么选举出来的?显然不是真正选出来的,这就产生了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一切官僚主义由此而生。弄清楚了这个关键问题,那么乱摊派、乱收费、乱克扣、乱批条子、卡拿要就不难弄清楚了。

总结性的分析农村行政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在这几个方面:①不按法律规定做行政工作。②越权做行政工作。③行政工作人员的权责不对称。④行政工作缺乏程序性制度设计。比如给村子里修路,主要是上面决定,上面执行。这样,贪污空间太大,应该是村民先开会讨论要修那条路,这条路多长,能用多少袋水泥?多少吨沙子?水泥用什么牌子的?一袋多少钱,一共多少袋,共计多少钱?沙子共计多少钱?然后由村民与行政机关共同组成执行委员会,按预算花钱施工,路修好了,大家还要拿尺子量,厚度够不够。在整个过程中,政府只是监督程序、提供资金、协调施工,只有这样,才能不浪费钱。

农村行政工作的问题摆了出来。但为什么我们一个号称人民民主的国家,农村的行政工作还是这样呢?这个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本文第一部分收笔时论证到了建国时,农民的价值情怀还是归属于“人治”。那么建国后的情况怎么样呢?

建国后,新中国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发展工业化,我们知道要发展工业是要有巨大成本的。自新航路开辟以后,英、美、法、德等国先后于中国之前完成了工业化。他们将世界作为一个掘取平台,用非洲的劳动力、中国、印度的黄金、白银,加上其本国的技术,发展工业,再把产品销往全世界。他们在掠夺其他民族的基础上,步入了现代化。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要发展工业化,已经没有了先工业化国家所拥有的世界利润空间。这样,我们工业的原始积累,只能从自己国内拿,向谁伸手,——农民。记得那个年代,小农被组成合作社,一切归集体,每年的粮食被用牛车一车一车运往城里,支援工业。那时候流传这么一句话“吃掉一个鸡蛋,就是吃掉一个原子弹”,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反应。极端的表现是“炸锅炼钢”。

经过这样的积累,国家有了硬力量,两弹一星,长江大桥等等。但农民是穷的,我们记得那个年代总吃不饱。

到计划体制结束时,农民一穷二白,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开放开始了,由于放活了土地使用权,允许商业贸易,农民普遍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皆大欢喜局面的原因。随着改革的深入,深层次的矛盾暴露了出来。

因为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的改革。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中要成为赢家,首先要有资金优势,其次是组织优势(人力的组织,或者叫人才),再是技术。而这三样,农民一个也不具备,我们看到的是资金、人才、劳动才(苦力性质),甚至连土地,都流向了城市。由此看来,农村怎么能不穷呢?

这个必然贫穷存在的同时,“人治”的“疾根”小农经济依然主宰着农村。这样,再结合第一部分关于“人治”的分析,我们就不难看出:为什么会有“官本位”?为什么会有“官僚作风”?为什么农民给地里种哪种作物的这样一个市场经济行为(生产),常常不是由市场主体的农民说了算,而由政府官员的行政指导决定?为什么一检查工作就吃吃喝喝?为什么行政复议流于形式?为什么行政赔偿老要不到钱?……

答案很明确,根本问题在于小农经济以及与小农经济孪生的“人治”行政体制。

那么这个固疾能治好吗?中国的农村行政工作能走上法制化轨道吗?这正是文章第三部分所要探讨的。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行政法制改革思路

所谓“行政法制”,本文第二部分已经指出,是指用行政法来规范行政,即在行政法允许范围内的行政。

“法制”主要是指国家的各项事业都纳入了法律的规定的轨道运行。

“法治”是指由民意机构代表人民治定出的法律成为“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共同遵循的人民意志。

“行政法制”属于“法制”的范畴,而“法制”与“法治”相比,是一个枝与根的关系。可见,实现“行政法制”从更深的逻辑关联上看,在于实现“法治”,同样,“农村行政法制”也不例外。

那么,又是什么使得“法治”产生呢?

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基本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设。“法治”似应归入上层建设,那么决定它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一般的通说是现代法治国家产生于近代工商业文明的发展。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关于《证券法》产生的历史。15世纪,荷兰的商业发展较快,因为商业规模的扩大,一般商人个人所拥有的资金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商业运作对资金的需求。于是商人们开始募集社会资金,就是给企业募股,他们收了入股人的钱,发给入股人一张纸制凭证,就是股票。募股人拿着股票,等自己入股企业的营业额扩大时,他们再把股票抛售,由此获得股票利润。这是一个商业运作模式,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是不是所有的商人都可以发行股票?如果谁都能发,那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拿到别人的钱呢吗?还有,在证券交易所交易时,如果相关人员泄露商业秘密,那不是有的股票人人买,而有的企业募不到股吗?经济怎么良性运行?还有很多相关的问题。用什么来作为股票从发行到购买到抛售的规则呢?于是《证券法》应运而生了。这个法律将经济运行纳入了良性轨道。

另一个例子是笔者的一位朋友不久前到戴尔电脑的上海总部上班。第一天上班,他推着自己的自行车往停车间里走,正好总裁走在前面,总裁帮他打开停车间的自动门,一直等他将车子推进门里,才放手离开。继而,朋友发现公司高管和员工们一样,都是吃盒饭,大家之间非常平等。而与此形成对应的是笔者工作之处是中国北方贫困农村地区,在这里,一个普通的公务员要见领导都是非常难的,跟领导坐着谈话,都要坐在沙发沿上,不停的点头,受宠若惊的聆听指点。“官大一品压死人”,更不用说平等的相处了。

我们知道,“平等”,是“法治”的关键环节,那么上海的戴尔总部何以人人平等,而北方的贫困地区何以“上下分明”呢?

因为,上海已经是高度发达的工商业大都市了。社会的组织载体主要是工商业,而工商业是以生产和消费为运作规律的,也可能通俗的说工商业社会就是“买卖社会”。“买卖社会”是什么意思呢?你见过买东西时,卖东西的人跟你摆架子吗?绝对没有,因为我出钱,你拿货,好了我买,不好我不买,没有谁控制谁,谁左右谁的情况。具体到一个公司,员工可以选择公司,没有存在官僚主义的土壤。而北方贫困农村地区,他的农村是小农经济,前面已经讨论了小农经济产生私、弱、庸,不可能发展社会化组织,但社会总要运行,于是以权力组织社会运作,便成了这一地区的主要形式,权力就是纵向的隶属。具体的生活中,一个人找领导,常常就是科员想升副科级、副科级想升正科级这样的事,领导怎么避开这些人呢?那只能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就是我们常说的官架子,这也是无奈之举。

综合上面两个例子,不难看出,只有工商业文明的发展,才能产生“平等”的社会理念,“法治”的社会运行模式。

而本文讨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行政法制”到此也就越来越明晰了。

前文已述,小农经济决定“人治”,工商业经济决定“法治”,而“法制”根在“法治”、“行政法制”隶属“法制”,“农村行政法制”是“行政法制一部分”,也就是说:“农村行政法制”的真实有效推进有赖于小农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工商业经济成为农业的组织方式。

那么,现在来发展农业的工商业化,可行吗?

这个问题,党中央已明确给出答复。“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总的思路和措施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育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

显然,这个概括核心是在说把农业发展一个现代化的产业,即工商业化。那么在具体的农村行政工作中应该怎么做才贯彻党的农业产业化决定呢?笔者提出以下行政法制改革思路。

第一,建立绿化GDP行政工作法律考核体系,推动生态工业文明。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工作与人民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前进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突出的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 ,他继而在报告的第四部分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贯彻总书记指示,农业的现代化,也应以生态文明为方向。并且事实上,这个方式是可行的,笔者在安徽阜阳市临泉县看到了成规模的农村生态工业,农民有组织的养了几百头牛,牛尿作沼气,发出大量的电,除了家用,足以承担工业用电,于是牛肉加工,牛皮制皮制品,牛奶加工,这些电供应了工人宿舍用电,工厂车间用电,无污染,高效清洁。同时,牛粪做成菌类食品,打入了上海华联超市。这个生态运作被评为了“世界福特基金环保奖”。

有了这样的模式出现,或者尚未出现,但有潜力,那么政府的行政工作在这方面应该如何引导呢?我的建议是在行政法中关于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绩效考核时纳入绿色GDP考核指数,即每增长一个标准量GDP,资源环境的消耗量是多少。如果参照这个标准提升领导干部,那么在具体的农村行政工作中,不管是行政立法、行政许可、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还是行政确认、行政裁决、行政规划、行政命令、行政征收,都会有相应的倾斜性行政方案,比如行政给付和行政奖励,凡是发展生态产业的农民,行政给付所需部分设备,政府发给鼓励奖等等。

下一轮的世界产业革命是生态工业文明代替信息工业文明,这样的行政法制方案也是中国走向未来世界制高点的重要步骤。

第二,行政机构的“三权分立”改革。

这个应该在《宪法》和行政法法中予以明确。因为我国的行政机构历来是决策、执行、监督分工不明确,导致一个领导决策,然后由嫡系执行,再由自己人监督。这样,中央的支农惠农资金很难如数到位。最近,中央正在推行的“大部制”改革,其主旨就是将行政机关的决策、执行,监督三个权力分开,以便廉洁高效。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这个做法也应应用于基层政府。

第三,以国家财政直接行政给付农民自治组织。

这个需要在《财政法》与行政法中作出相应明确。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第五部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中指出“探索集体经济的有效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国家也在2007年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社法》,以在以法律手段推进农民合作社。那么政府行政工作中对合作社进行推动的关键是什么呢?我认为是真金白银的到位,即中央财政部门以资金的形式直接注入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社。这是最切实有效的。这个看似激进,但这是日韩台综合农协发展的历史经验。除此,只能是层层拔毛,到了农民不见一毛。

第四,在金融工作中,给予农民金融运作必要的支持。

这个要在《银行法》以及相应的行政法中予以反应,比如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还要在相应的民法中予以反应,怎样来规定这样的企业。

在民间,小额信贷、资金互助合作社已在逐渐发展,比如吉林省梨树县的资金互助合作社已成相当规模。如城市发展工商业就有银行林业,农业的现代化同样需要农村的资金流转。不然,以现代的金融体系,农民存款容易,贷款难于上青天,农村资金全部跑到城里给房地产商贷去盖了商楼,农村怎么能运转起来呢?而要推动这个农民性的金融体系建立。首先是在有关涉及金融的法律中给予他合法的地位,然后是在行政工作中予以政策性倾斜。

第五,撤乡镇改革。

这个要修改关于行政机关编制的法律,事关整个国家行政系统执行的创新。

撤乡镇有两个原因:①乡镇政府存在的大作用之一是向农民收税、收费。现在已免税费。②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农民自治能力将大幅度提升,不需要严密的管理。③乡镇政府人员太多,是国家财政的一大支出方向。没有了乡镇政府人员,拨给农民的钱就多了。

撤了乡政府,并不是说不存在县以下的管理机构了。而是要在县以下设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乡公所。比如一个县在原来的乡镇上设置乡公所,犹如县公安局的派出机构乡镇派出所。这样,人员少了,所做的工作是收集、传达、指导等等。当然,并不是说全国一刀切,都撤乡,比如浙江、广东的一些乡镇已经发展成了城市的规模,对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种类需求越来越繁多,当然就不能撤了,甚至还要考虑镇级市呢。

第六,加强对农民工的行政给付力度和实施行政行为的正当性、正义性。

关于加强对农民工的行政给付,这需要在相应的福利法里体现。关于实施行政行为的正当性、正义性,这个关键是要在对公务员处罚的法律中作出规定。中国一亿多打工者,他们都是远在农村的家庭的顶梁柱,他们的安危,就是农村一个个家庭的安危;也就是农村的安危。关于这一方面的行政工作,政府已经着手了,比如开通农民工专列等等。关键是把政府应当为农民工做什么,不能对农民工做什么用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这样,才能使针对民工的行政工作法制化。

第七,加强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行政工作。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使耕地向农村种田能手和专业大户集中,逐步实现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比如农民以土地使用权入股,政府要给予承认,而以什么样的标准承认,就需要立法明确。比如怎样杜绝行政权力借机非法侵占农民土地(上访分类中,上访人数量排名第一的是政府与商家侵占农民土地类案件),都需要在法律上明确。

既保证承包制,稳定乡村,又推动土地逐渐集中,迈向产业化,这是我们针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政工作的一个总要求,要以法律为保障手段,纳入法制化轨道。

以上,就是我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行政工作改革思路,我认为只有以法律的形式把这些改革思路明确下来,才能推动农业的工商业化,进而远离小农经济,远离人治,走向法治,那么我们的行政法制也就实现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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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尚书》

③.《论语》

④.《论语》

⑤.《论语》

⑥.《易经》

⑦.《易经》

⑧.《老子》

⑨.《老子》

⑩.《论语》

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09

⑬.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月版,第40

⑭.这个由群众主导的修路方式叫做“参与式预算”。目前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的卡拉拉帮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我国的浙江温岭市,农民的“参与式预算”也取得了实效。

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

⑯.《人民日报》2007121日第二版《党的十七大报告解读之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⑰.《十七大报告》第一部分

⑱.《人民日报》2007121日第二版《党的十七大报告解读之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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